大趋势:iPhone、云计算、位置服务、社交游戏和人类基因组学


计算机的衰落

21世纪头十年的末期是流媒体、智能电话和云计算的时代,所有的趋势都朝着“计算机”的消亡发展,而50年来,硅谷一直以这个名字著称。

音乐和文件共享的发展令人兴奋。2008年,数字音乐下载增长了25%,达到37亿美元(包括14亿首歌曲),占所有音乐销售的20%。然而音乐界估计,有超过400亿首歌曲的文件被非法共享,这意味着95%的歌曲下载市场存在于地下。2009年,提供文件共享服务的网站位列互联网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中。Rapidshare 名列第26 位,Mediafire 名列第63 位。2009年,对等文件共享协议(BitTorrent)至少占互联网数据流量的20%。由于数量如此之大,很难相信所有这些人都怀有犯罪的动机。相反,它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人们喜欢下载文件,而不是购买实体的产品。另外,影视作品被编码成非常大的文件,使用“流”媒体比下载更为有效。在这里,人民大众再次发出信号:实体产品正在成为多余。

随着图像、音乐和视频以越来越高的分辨率进行传播,其对存储的需求变得令人望而却步。与此同时,对远程下载的需求增长,网络的带宽迅速增加。这时,明智的做法就是把文件保留在互联网上,而不是下载到自家的电脑上。在过去,需要先下载、后观看的主要的原因是网络速度“慢”。当网络速度足够快,再用家庭电脑来存储多媒体文件就是多此一举,而且消费者开始直接从互联网上播放。例如,Netflix成了影片邮寄出租的主要经营者,并在2007年1月推出了它的流媒体功能。仅仅两年,它的产品目录就增长到12 000种以上(电影和电视剧)。2010年3月,YouTube向全球直播了印度板球超级联赛,这是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直播的重大体育比赛。

能够上网浏览网页和交换电子邮件的智能手机已经非常普及,尤其是黑莓和Razr手机;但是残酷竞争的领域不适合胆小者进入。2007年6月,在iPod已经成为时髦设备的杰作之后,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它立即抓住了年轻一代的想象力。2008年,苹果公司又推出了App Store,独立的软件开发者可以在那里出售他们为iPhone所开发的应用程序(到2013年3月,估计有80万个应用程序被下载了500亿次)。

2007年,谷歌开始免费推广安卓操作系统。它是一个用Linux语言为移动电话写的开源操作系统; 该系统最初是帕洛阿图的一家名为安卓(Android)的不为人知的初创公司所开发,这家公司由安迪·鲁宾(Andy Rubin)等人创办。谷歌还创办了“安卓市场”,与苹果的“应用商店”展开竞争,到2013年3月,它已经有675 000 个应用程序用于安卓设备。摩托罗拉是第一家生产销售安卓智能手机的公司,它推出了Droid手机,并尝到了甜头:该手机在2010年第一个季度销售了230 万台,使摩托罗拉得以在Razr手机失败之后重振旗鼓。2010年,中国台湾手机制造商HTC以其Incredible手机进军安卓市场,三星也以其银河S手机加入其中。然而,每个安卓制造商都难以控制自己的未来,因为其产品的成功完全取决于谷歌和电信运营商的一念之差。主要的运营商是威讯电讯(Verizon)、AT&T和斯普林特(Sprint)。

据估计,在2010年新年伊始,RIM拥有42%的市场,苹果占25%,微软占15%,安卓占9%。安卓在2010年前3 个月的销售占了全部智能手机市场的28%,领先于iPhone 的21%,但是仍落后于黑莓的36%。

输家要数Palm。它在苹果发布iPhone的同时发布了它的Pre智能手机。但是它没有这个能量来与谷歌和苹果竞争,并且在2010年4月,公司被卖给了惠普。2008年3月,凯鹏华盈公司的约翰·多尔发起了一个1亿美元的风险基金iFund,作为iPhone应用开发的专项基金。他认为,iPhone是一个比个人电脑还要重要的发明,因为iPhone知道它的用户是谁,以及他们在哪里。

苹果的iOS因为采用了多点触摸技术,从而成为一大成功,但是很难说这是苹果公司的发明。触摸屏技术来自欧洲,16年前在英国(施乐的欧洲研发中心),皮埃尔·威尔纳(Pierre Wellner)已经设计了多点触控的“数码服务台”,以多个手指夹捏操控。后来又有一对夫妇在德拉华大学创办了Fingerworks公司,将一项帮助手指伤残者使用电脑的技术进行了商品化。Fingerworks继续研发,推出了多点触摸的全系列产品,特别是2003年发表的iGesture Pad平板机。苹果于2005年收购了Fingerworks的多点触摸技术。iOS在2007年亮相,是一个类似Unix的操作系统,它涵盖了这样一些技术:一个指头刮扫做水平滚屏,一个指头轻点来选择对象,两指向外分开做夹捏的反动作来放大图像,等等。其实,早在2001年,保罗·迪茨(Paul Dietz)和达伦·李(Darren Leigh)在波士顿的三菱电机研究实验室(MERL)还开发了一种多点触控的界面,甚至可以识别是哪个人在点触什么地方,这个界面叫作“钻石触摸”。

不难预料,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用户从移动设备上访问互联网,其数量将超过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人。在2009年,几乎90%的美国家庭拥有至少一部手机。然而,每次语音通话的平均时间仅为1.81分钟,低于2008年,尽管千家万户已经停用了固定电话。在开始时,语音通话是手机惟一的用途,后来有了短信、网页浏览和导航等应用。

短信尤其适合数字时代人们的心理。与语音通信相比,尽管输入一条短信比口头叙述花的时间多,但是它比语音通话简短,也较少打搅别人。语音通信正在迅速成为次要的考虑,而各种各样的应用成了人们购买一部“电话”的真实原因。就移动电话的用途来说,数据用途多于语音。手机的设计越来越少考虑对“脸颊友好”,而是越来越多地对手掌友好,因为人们应该是在“看”而不是在“听”手机。在2012年,诺基亚的手机对于苹果或安卓的智能手机来说,就像个人电脑时代的打字机一样。

电话也在向其他关键设备渗透。2008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率先推出一种路由器设备,把一个蜂窝装置和一个无线局域网相连接,从而把互联网甚至安装在汽车里。到2009年年底,已经有97万辆汽车装备了互联网接入功能。

在2010年5月,发生了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苹果公司的市值(2270亿美元)超过了微软(2260亿美元)。2011年8月,苹果超过了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石油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

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计算能力

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遭受到“云计算”模式的冲击。云计算是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计算技术,在这里使用者看不见电脑,而计算的能力是按需供给的,就像电力在需要时按需求量输送给每家每户一样。公用云的存储在2006年已经合法化,当时亚马逊在推出了“简单存储服务”,或者叫S3技术,任何人均可使用。Box公司由亚伦·莱维(Aaron Levie)和迪伦·史密斯(Dylan Smith)在2005年创办于西雅图附近。该公司不久即迁到硅谷的洛斯阿托斯,并决定使用他们自己的服务器,以企业为目标客户。Dropbox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在2007年创办,使用S3 技术创建的较为友好的服务。云计算通常是建立在由“系统管理程序”(或者叫作虚拟机监视器)提供的虚拟基础设施上,允许多个操作系统同时运行在一台计算机上,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运行任何应用程序。

Vmware公司一直是虚拟化的先驱和领军者。2008年,它的销售收入增长了42%,达到19亿美元。提供新的管理程序的公司有甲骨文(VM 于2007年推出,使用开源的Xen 技术)、微软(Hyper-V,2008年发布)和红帽公司(企业可视化,2009年发布)。虚拟机器监视器Xen是剑桥大学于2003年开发的,开发者为伊恩·普拉特(Ian Pratt)团队,于2007年10月被佛罗里达的 Citrix 系统公司收购。2010年8月,惠普以16 亿美元收购了3 PAR公司,该公司专营由多家公司共享的云计算的数据存储业务(“公用存储“)。

只有4家公司提供云计算所需的存储服务,他们是IBM、日立、3 PAR和EMC。EMC在波士顿,但是在2003年它并购了硅谷的3 家成功的公司:Documentum、Legato和VMware。EMC代表了另一种业务,硅谷的公司大都不能在这方面领先。它由理查德·伊根(Richard Egan)和罗杰·马里诺(Roger Marino)在1979年创办,为小型计算机制造存储板。1990年,EMC推出了供大型计算机使用的数据存储平台Symmetrix。它生逢其时,互联网所带来的数据爆炸产生了数据存储的巨大需求,只有Symmetrix这样的系统才能满足。

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虚拟化之后的下一步是网络虚拟化,这正是帕洛阿图的Nicira网络公司的使命。Nicira是2007年从“斯坦福-伯克利”的一个联合项目中分拆出来的公司。

虚拟化允许计算能力的“集散中心”为每一个用户创造一部虚拟的机器,无论这个用户在什么地方。可以对一个计算环境(由完全不同的软件和硬件构成)进行动态的配置,来代表几种不同的机器,分别分配给不同的用户。这种“多房客”系统在概念上与一个发电厂类似,它通过互联网为多个用户提供计算能力,其方式就像发电厂通过电网给多家用户供电一样。

几十年来,软硬件制造商所依赖的商业计划都是把相同的系统卖给多个用户去实施同样的任务。无处不在的廉价的宽带带来了一个新时代,即“公用计算能力”可以通过互联网为所有用户提供(硬件和软件)服务,这些用户没有必要购置任何部件,他们只需要缴月费即可。

知识的生产正在变得集中化,其方式有如电网的发明使能源的生产集中化一样(把发电厂所发的电力送往各地),又如在5000年前发明灌溉网络之后,粮食的生产变得集中化一样。每个“网络”的出现都创造了一种新经济、新社会,最终带来一种新文明。

社交网络也注定要成为企业的一种“公用资源”。万维网上的协同软件这个创意是由一些初创公司率先提出的,如Jive软件公司,它是爱荷华大学的两个学生马特·塔克(Matt Tucker)和比尔·林奇(Bill Lynch)在2001年创办的,最初设在纽约。在Facebook时代,它改名为“企业社交网服务”,并受到Yammer等初创公司的欢迎。Yammer平台是在2007年开发的,它预示着自SAP公司的R3软件的辉煌成就以来,企业资源规划(ERP)的第一次重大革命。

谷歌、微软、Facebook之间的争斗

20世纪90年代曾是微软的十年。微软拥有操作系统,还有大多数最受欢迎的应用软件。微软的成功靠的是个人电脑的概念:一个用户、一个应用程序、一台电脑。网络计算代表了对微软商业模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由于带宽的增加和更复杂的互联网软件的出现,人们可以创造在网站上运行的应用,用户能够经由网络浏览器来访问。这基本上是一种客户端-服务器的架构,只不过将来的“服务器”有可能是整个互联网,而客户端有可能就是全体人口。

云计算是按需提供的网络计算。这一概念是由Saleforce.com等初创公司率先提出的。2007年2月,谷歌针对微软的核心业务,发布了云计算的一个初级版本“谷歌文件”(Google Docs)。这一套软件可用浏览器在任何一台电脑上使用,它包括一个文字处理软件和一个电子表格程序(两者分别是从Upstartle公司和2 Web Technology公司收购而来)。人们由此已经可以看到,随着网络取代了对操作系统的需求,操作系统的时代即将终结。一台电脑只需要一个浏览器来访问网络,所有的资源和应用都在那里。

微软依然占主导地位并且十分强大。2008年,微软视窗拥有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几乎90%的市场,而谷歌拥有互联网搜索的近70%的市场。然而,未来看起来是在谷歌一边。2013年5月,微软的IE占浏览器市场的50%,接下来是火狐的18%,谷歌拥有的Chrome(2008年9月首次发布)为17%。这表明微软IE从往昔无处不在的地位急剧地跌落了。

另外,谷歌的收入几乎全靠第三方广告。谷歌和微软间的战争已经相当公开化了,而谷歌和雅虎之间的战争也许对谷歌近期的命运更为重要。2007年,谷歌以31亿美元收购了纽约的Doubleclick公司,该公司曾在“显示广告”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当谷歌以关键词广告业务大发利市的时候,“显示广告”正是雅虎所青睐的方法。随着浏览器和电脑质量的改进,雅虎的富有魅力的广告越来越受欢迎,它是由DoubleClick 提供的服务。谷歌收购了DoubleClick,击中了雅虎业务的要害。现在谷歌要创造一个“广告业的操作系统”,已经万事俱备。2009年,雅虎拥有显示广告市场的17%,接下来是微软占11%,美国在线占7%。

2010年,谷歌的战略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它开始积极地进行公司收购。重要的有:它收购了BumpTop,这是由多伦多大学学生阿南德·阿嘎瓦拉(Anand Agarwala)自2006年以来开发的三维图形用户界面; 还有Plink,是由两名牛津大学的学生马克·康明斯(Mark Cummins)和詹姆斯·菲尔宾(James Philbin)开发的一个视觉搜索引擎。首次发布于2009年11月的Chrome OS是基于Linux的Ubuntu操作系统的变种。Ubuntu是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的Canonical公司在英国开发的。与此同时,谷歌广泛宣传的谷歌工程师的真正发明,如社交平台Buzz和群件Wave,却是令人尴尬的失败。

谷歌的技术始终比硅谷业界产生的东西稍逊一筹。例如,2006年由以色列出生的半导体行业的老将阿迪·平哈斯(Adi Pinhas)和人工智能大师迈克尔·切尔托克(Michael Chertok)创办的Superfish公司,在2010年推出了一款视觉搜索工具,它跟谷歌的Goggles不同,它可以识别图片而无需考虑视角、光线和距离等因素。

谷歌主宰搜索引擎市场的影响,同微软主宰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影响是一样的:扼杀创新。谷歌的声誉建立在它的搜索是根据“相关性”来返回网页。现在,它返回的多是商业性网页,同搜索的字符串没多少关联; 还有无处不在的维基百科(在维基百科网内进行搜索可能会更好些)。一个学者所写的相关性很强的文章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谷歌的这种“不相干搜索”主要是在推动基于广告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经济收益。当然,网络上充斥着无所不在的谷歌广告词(Adwords),这种现象很难说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变革。大量涌入用户屏幕的文字和图像大多数都是商业广告(以更具创意侵略性的方式)。因为谷歌广告词的扩散,网页正在变得不仅难以搜索,而且难以阅读。

谷歌在网页搜索上拥有事实上的垄断,任何真正致力于“相关性”的搜索引擎公司与之抗衡,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正如任何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想与微软抗争的情况一样。

云计算行业中的赢家阵容很小。2009年,微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年营业收入为500亿美元; 谷歌的年营业收入“仅有”228亿美元,已经超过了IBM220亿美元的软件收入、甲骨文的175亿美元,以及SAP的153亿美元。相比之下,广受欢迎的Facebook在2009年的营业收入仅为5.5亿美元。2010年3月,微软曾经一度是美国第二大公司,市值为2560亿美元,紧随在石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3150亿美元)之后; 微软的后面是快速增长的苹果公司(2050亿美元),它已经超过了零售巨头沃尔玛(2050亿美元),而谷歌的市值为1840亿美元。

这些数字带来了两个信息,都对微软不利。个人电脑同时受到两条战线的夹击:智能手机和网络计算。2010年4月,苹果公司给个人电脑雪上加霜,它推出了平板电脑iPad,iPad在不到一个月内就销售了100万台。

另一条战线是电视。2010年谷歌发布了它的电视机开放平台,这是一个与安卓移动电话平台相对应的家用视频平台,是把内容和硬件相结合的又一次尝试; 这一点迄今只有苹果公司曾经做到,不过是在它的专有平台上。谷歌并不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它再次选择了提供一个开放平台。第一个加入的硬件合作伙伴是日本的大企业索尼公司。索尼过去曾经拥护网络电视,是WebTV的早期采用者。索尼在2000年曾经有一个产品叫作AirBoard,是一个平板电脑,用户可以看电视、上网冲浪、浏览照片,还可以无线控制几个小工具。索尼对于用电视机上网(这是由谷歌联盟提供的一个功能)不如对视频和音乐流媒体的兴趣大,也就是说,它要向消费者销售它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件硬设备。索尼拥有庞大的电影和音乐库。谷歌既不制造任何硬件,也不拥有内容。谷歌只是实现了硬件和内容的连接,从而成为一个巨人。但是究竟谁拥有未来,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铺设电缆把设备与内容相连的公司,还是制造设备和提供内容的企业呢?

在这个格局中,Facebook这张牌是个未知数。2009年,它有1.5 亿个用户,然后开始以每天约100万用户的速度增长,成为有史以来在仅仅五年内最快拥有这么多用户的产品。2007年5月,Facebook曾经宣布过一个开放平台,供第三方来开发各种应用。这相当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应用程序不再是为一个操作系统而写,而是为一个社交网络。此举催生了一个为Facebook平台制造小工具的新行业,著名的有RockYou公司(原来叫RockMySpace公司),该公司由兰斯·德田(Lance Tokuda)和沈佳于2006年创办于红木城。然而,Facebook由于其变化无常的隐私政策而受到广泛指责,它曾帮助把千百万人的敏感资讯散布到全世界。它基本上成了一个在全世界寻人的优良工具。

社交网络平台使用者付出的代价是私人资讯的海量扩散。到21 世纪最初十年的末期,网上有着如此之多的个人信息,只要浏览一下某人的名字,当然就可以勾画出她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应用,即社交网汇聚器,很快就应运而生,以协助完成这个过程。2006年,包括哈里森·唐(Harrison Tang)在内的山景城的一群斯坦福学生,产生了这样一个主意,并开发了Spokeo。2007年10月,谷歌的前员工Gmail和AdSense的开发者保罗·布克海特和谷歌地图的开发者布雷特·泰勒(Bret Taylor)发布了FriendFeed,能够把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实时地加以集成。2009年7月,该公司被Facebook收购。

Facebook还为如何创建一个初创公司设立了一个新标准。2007年秋,斯坦福大学诱导技术实验室的实验心理学家B.J.福格(B.J.Fogg)让学生们为Facebook开发应用程序,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使用它。学生们被迫开发了一些朴实无华的应用程序,其主要好处就是易于使用和传播。只是这堂课就造就了好几个百万富翁,因为这些应用程序很多在Facebook的生态系统中大获成功。这些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开发者很快加入了成功的公司。他们正好找到了创造一个成功产品的新公式:让它们容易使用,能像病毒一样传播。你可以在以后加以完善。

2012年4月,Facebook花了10亿美元收购了旧金山一家小小的初创公司Instagram.这是一家为iPhone提供移动的分享照片服务的公司,是2010年10月由前谷歌员工凯文·西斯雀(Kevin Systrom)和巴西出生的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共同创办的。另一个分享照片和信息的社交平台 Path,是由因 Napster 而出名的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和Facebook的前主管戴夫·莫林(Dave Morin)在旧金山创办的,它是专为iPhone设计,后来也可用于通用的移动设备。Path最初与Facebook的区别是它限制朋友的数目为50人。

位置再次变得重要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雷格目录一直是最后一家为地区用户服务的重要网站,而几乎所有其他服务网站都是服务于整个网络上的虚拟社区的。这个趋势在21世纪头十年末逆转过来。2010年,Facebook姗姗来迟地增加了一个基于位置的服务——“地方”(Places)。它与Foursquare网站相似,后者由丹尼斯·克劳利(Dennis Crowley)和纳温·赛瓦杜莱(Naveen Selvadurai)于2007年创建于纽约。还有Gowalla网站,由乔希·威廉姆斯(Josh Williams)和斯科特·雷蒙德(Scott Raymond)于2009年创建于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这些服务基本上是让装备有移动设备的朋友知道互相的位置。其间,谷歌推出了“实时搜索”,进行基于位置的状态更新,譬如了解某城中正在发生的事。2011年,谷歌曾想收购团购网站Groupon。该网站是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于2008年11月在芝加哥创办的。Groupon在消费者和本地商店之间作为中介协助成交。也许这完全不是“谷歌对微软”的竞争,然而却是“谷歌对Facebook”的竞争。顺便说一下,2010年eBay收购了购物搜索引擎Milo,后者可跟踪在邻里商店有什么货品。

由于谷歌和Facebook,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自从马克·安德利森(Marc Andreessen)创建了导航者浏览器的时候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浏览器本身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微软的IE、Mozilla的火狐、谷歌的Chrome和苹果的Safari浏览器都只是在复制最初的概念、外观和按钮,几乎没有推出其他功能。

位于山景城的一家初创公司RockMelt试图将浏览器“升级”到Facebook时代,它成立于2008年,创始人为埃里克·维什里阿(Eric Vishria)和蒂姆·豪斯(Tim Howes),在Opsware网络公司被惠普收购之前,他们都是那里的员工。这也标志着马克·安德利森的“落叶归根”,因为他是RockMelt公司的主要资金提供者。RockMelt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模式转变,而这种转变不时地震撼着硅谷。本例中的受害者是Facebook。Facebook用户在互联网上浏览,不再需要经过自己的或者是朋友的 Facebook 页面的过滤,RockMelt 浏览器把Facebook的网页和许多其他流行的服务(比如实时新闻)当作浏览器的扩展部分,供用户浏览。

从万维网发明以来没多大改变的是搜索引擎。虽然谷歌称霸此领域,但是它的搜索引擎对当代的社交网热潮贡献甚少。社交搜索技术的出现以 Blekko 公司为代表。该公司由瑞奇·斯格仁塔(Rich Skrenta)在2007年6月在红木海岸创办。瑞奇·斯格仁塔曾经是一名高中生黑客,在1982年创造了第一例个人电脑病毒。作为SUN公司的技术大腕,他创建了“开放目录项目”; 作为创业家,他创办了Topix公司。Blekko基本上是一种把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和人力维护的维基百科混合起来的方法。

Facebook也不能一统天下。2010年3月,谷歌前员工本·西尔伯曼(Ben Silbermann)在帕洛阿图推出了影像书签系统Pinterest。两年之内,它就成了仅次于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网平台。关键的区别在于,它是围绕着人们共享的兴趣——而不是根据社交人脉,对社交网络进行组织。

Facebook也因为其松懈的安全政策而受到攻击。此外,Facebook的内容只限于Facebook自己的网站,而且有意把Facebook用户与互联网世界隔离。不满情绪在蔓延,但是敢于挑战Facebook的人几乎都是湾区以外的技术发烧友。2004年,芝加哥的开发者迈克尔·基萨里(Michael Chisari)发布了第一个开源的社交网络引擎Appleseed。2007年,比利时的开发者劳伦特·爱斯钦诺(Laurent Eschenauer)发布了OneSocialWeb,这是在即时短信采用的XMPP技术的基础上开发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两个研究员大卫·托什(David Tosh)和奔·沃德马勒(Ben Werdmuller)在2004年创立了Elgg公司。备受媒体渲染的这一代开源社交网络当属Diaspora,它是由纽约大学的4名学生开发的。

湾区的巨人

湾区的其他巨头则在动荡的岁月里寻求着出路。2008年,惠普在业务转向服务的过程中,收购了得克萨斯的行业巨头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2009年施乐也如法炮制,收购了Affiliated Computer Services公司。Palm公司现在是一家处境艰难的智能电话制造商,随后惠普也将其收购。Palm对于惠普而言有两重价值:一是有了一个为云计算设计的操作系统,二是有了一个“拖-放”式的应用开发环境。2006年,惠普终于在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上超过了戴尔(市场份额达16.5%,戴尔为16.3%)。捷威科技(Gateway)则在2007年被中国台湾的宏碁公司收购。甲骨文则仍然主要以企业用户为目标,它于2008年收购了中间件行家EBA系统公司,又在2009年收购了苦苦挣扎的 SUN 公司,从而开始了进军硬件市场的步伐。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的荣耀对于惠普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当时苹果公司的平板电脑正在严重冲击着个人电脑的销售。2011年8月,惠普宣布把个人电脑业务拆分出去。与此同时,惠普甩掉了它最近收购的Palm,紧接着又收购了英国的数据库应用公司Autonomy。代表了惠普未来的是Autonomy和EDS,而不是个人数据助理和个人电脑。

2010年,在移动操作系统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参与者——微软。虽然它不在湾区,但是它却依赖着湾区的一家初创公司所开发的技术。尽管微软公司长期被人奚落为缺乏设计风格,还有一连串的失败(“鲍勃的桌面”模拟用户界面、智能个人目标技术、平板电脑、终极电视、Zune 音乐播放器、Kin 智能手机),但是现在它终于推出了移动操作系统Windows Phone,从而走上了正轨。微软的Windows Phone是从Danger技术演变而来,微软从安迪·鲁宾手中收购了这项技术。安迪·鲁宾也就是把安卓操作系统卖给了谷歌的人。

云计算甚至在企业领域中也开始占据阵地。2009年,思科与马萨诸塞州的世界最大的网络存储供应商EMC合作,创办了Acadia公司,力图把企业界原有的数据中心转变成云计算的中心。同年,思科推出了第一个服务器系列产品:一元化计算系统。同时花巨资整合了VMware公司的虚拟化软件(现在可以做到只需点击鼠标,就可以把应用程序从一个服务器转移到另一个服务器),直接与惠普和IBM展开竞争。2010年年初,思科公布了它最佳的季度业绩,销售额达104亿美元。英特尔则基本上没有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2010年,它再次取得创纪录的销售业绩。2009年3月,AMD 将其制造部分拆出去,成立了新的公司GlobalFoundries。短短一年时间,它就成为仅次于台积电的全球第二大硅晶圆制造商。

芯片的下一个大战场将是移动领域。英国芯片制造商ARM仍然主宰着蜂窝电话的应用,它们需要全天的电池寿命。第三代蜂窝电话把视频、音乐和游戏都集成在内,这触发了供移动装置使用的芯片需求热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特尔和AMD都在2006年6月撤出了这个市场。英特尔把它的基于ARM的技术卖给了Marvell公司,而AMD则把它的MIPS技术卖给了Raza Microelectronics公司。2010年,英特尔重新进入这一市场,既有内部开发项目,也在外部收购了德国的英飞凌(Infineon)。ARM芯片已经用于索尼电视、亚马逊电子阅读器Kindle、旅馆门卡等。分析师预计,未来数千种小设备将需要ARM芯片进行互动,并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2009年,ARM是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而英特尔是350亿美元的公司。但是发展趋势看好ARM的小的低功耗的芯片。2010年11月,英特尔采取了行动,它第一次为别人制造芯片(圣何塞的无工厂的芯片公司 Achronix,它在高端加速芯片市场上是Xilinx和Altera的竞争对手)。英特尔也进入了传统上由中国工厂主导的市场。其实,英特尔不是想要进入这个残酷的外包制造市场,而是要尝试新的市场。

智能手机的热潮也使Wi-Fi芯片制造商受益,如Atheros和Marvell公司。2008年,有5 600万台带有Wi-Fi功能的手机上市,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2%。在2010年第一季度,共售出超过5 400万台智能手机,比上年同期增长56%。

硅谷在创新方面迟了一步,这并不稀奇,但是对于一个因硅而得名的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智能电话芯片的所有重量级供应商(圣地亚哥的高通、得州仪器、韩国三星和加州欧文镇的博通),除Marvel外,全都不在湾区,就连苹果的iPhone也是采用三星制造的芯片。所有无线通信网络供应商也是一样:威讯电讯在费城,AT&T在新泽西,斯普林特在堪萨斯(虽然它最初是在湾区),T-Mobile是德国电信的分公司,Clearwire于2003年创办于西雅图。

社交游戏

虚拟世界在蓬勃发展。虚拟世界的领先者,如盖亚在线(Gaia)和哈宝(Habbo),每月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500万。在虚拟世界蓬勃发展的时刻,接下来的战线是社交网。2008年5月推出的虚拟世界YoVille,只能在Facebook上作为一个应用来访问,到2009年3月,每月活跃用户已超过500万。YoVille让人们创造“第二人生”的化身进行互动,它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概念:真实社交网内的虚拟社交网。YoVille的成功催生了Facebook上的许多基于浏览器的社交游戏。YoVille自己在2008年7月被Zynga并购。Zynga由系列创业家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于 2007年 7月创建于旧金山。2009年 6月,Zynga 发表了《 FarmVille》,这是对Facebook上的一个社交游戏《 Farm Town》的模仿。《Farm Town》是佛罗里达的Slashkey公司在几个月之前推出的。2010年,《FarmVille》已经成为Facebook最受欢迎的游戏,拥有5000万使用者。Zynga还推出了《黑手党之战》,这又是厚颜无耻地抄袭了另一个早先的社交游戏《团伙之战》(Mob Wars)。《团伙之战》是大卫·马斯特里(David Maestri)于2008年1月在Facebook上发表的,他当时还是Freewebs公司的员工。在英国的Playfish公司发表了游戏《餐馆城》6个月之后,Zynga发表了它的《餐厅世界》。

竞争对手很快也开始抄袭Zynga的游戏来回敬Zynga。当Zynga大量生产克隆的流行游戏的时候,Freewebs的创始人谢尔文·皮什瓦尔(Shervin Pishevar)于2008年1月在帕洛阿图设立了一个社交游戏网(SGN)。SGN为Facebook平台开发原创的社交游戏。无论各家的策略是什么,湾区再次成为视频游戏发展的中心。2010年,苹果推动iPhone本身作为一个游戏平台,从而进一步侵蚀了任天堂的游戏主机王国。

视频游戏的销售仍然强劲。Activision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售纪录。2009年,游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上市的第一天就销售了470万份。2010年,《使命召唤-黑色行动》上市第一天就销售了560万份(在销售的头五天里,全球销售总额超过6.5亿美元)。2010年12月,Activision公司的游戏《大浩劫》在上市的头24 小时内卖出了330 万份。值得注意的是,“使命召唤”系列游戏是在南加州恩西瑙(Encino)的Infinity Ward公司开发的,采用的是id Tech 3的游戏引擎。该游戏引擎是PC游戏的先驱约翰·罗梅罗(John Romero)和id软件公司的其他员工在得克萨斯开发的。

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并造就了非凡的经济效益。然而,电子游戏这个行业的状态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为电子游戏仍然依赖于创造一些作品,通过原始的冲动(杀戮和金钱,而性是被限制的)来刺激人们的兴趣,使玩者上瘾。Zynga的《FarmVille》是一个令人上瘾的游戏,该游戏充分利用人们想致富的念头; 游戏《使命召唤》则是通过利用杀戮的冲动使人上瘾。这样的游戏怎么能称得上是高尚的艺术呢?2008年,旧金山的游戏设计师乔纳森·布鲁(Jonathan Blow)发表了游戏《时空幻境》(Braid)。这是一款为微软的Xbox游戏机发布的产品,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布鲁专注于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复杂的剧情和微妙的心理。布鲁把电子游戏当作一种艺术(不是工艺中的“艺术”,而是米开朗琪罗和梵高那样的“艺术”)。2012年,他把赚到的钱进行投资,开发了更具艺术性的游戏《目击者》。

关于如何玩视频游戏的概念也在改变。苹果前员工和WebTV的创始人史蒂夫·帕尔曼(Steve Perlman),在历经七年的埋头苦干之后,于2009年3月在帕洛阿图推出了OnLive。该游戏网站2010年6月启用,它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上按需提供视频游戏,从而打乱了视频游戏主机市场。视频游戏被托管在互联网的“云”上,而不要求用户购买游戏卡带。这被宣传为“无线5 G”。1992年,2 G标志着从模拟到数字语音的转变; 2001年3 G使浏览互联网成为可能; 4G提供了基本的视频流媒体; 5G则意味着高清视频流媒体。

2010年,第一个风靡市场的iPhone视频游戏“愤怒的小鸟”问世,它由芬兰的游戏开发商Rovio Mobile公司开发,而该公司是由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的3 个学生尼克拉斯·海德(Niklas Hed)、雅诺·威克瓦因(Jarno Vakevainen)和基姆·迪克特(Kim Dikert)创办的。这款游戏于2009年12月发表,仅一年之内销售了1200多万份。

2012年,电子游戏世界又一次被震撼,当时Ouya公司发布了一款由安卓平台支持的开源的电子游戏主机。Ouya是朱莉·乌尔曼(Julie Uhrman)在旧金山创建的公司。与那些向游戏开发者收费的其他平台不同,它承诺不收许可证费,也没有零售费和出版费。虽然在功能上比那些最畅销的游戏主机要弱些(像微软的Xbox 360和索尼的Playstation 3),但Ouya不受制于大开发商,构建了电子游戏的一个全新世界。2012年7月,Ouya开始销售仅8个小时,就有了250万美元的销售额。

当3 D的动作控制和动作感应产品变得相宜而流行起来时,例如,微软2010年推出的用于Xbox的动作感应输入装置Kinect,技术来源于以色列的PrimeSense公司,这类产品在湾区被新一代初创公司所复制,著名的有旧金山的Leap Motion公司,该公司由大卫·霍尔茨(David Holz)和迈克尔·巴克沃德(Michael Buckwald)于2010年创办,其产品让用户能够凭借动作姿势与电脑进行互动。

帝国

从数字上看,硅谷从未像它在2008年世界性的巨大金融危机来袭之前那样健康。它有261家上市公司和数不清的初创公司。eBay在2007年销售了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这个数字比世界上120个国家的GDP还大。2007年,风险投资在硅谷投资了76 亿美元,另有25亿投给了旧金山湾区的其他地方。湾区以拥有世界上最为密集的风险资本而自豪。硅谷占美国风险资本的份额在2009年年底达到37.5%(相比之下,纽约占9.2%)。硅谷有240万人口(不到美国的1%),产生了美国GDP的2%以上,人均GDP为83 000美元。

湾区的其他地方同样令人惊叹:到2009年为止,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就拥有11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了印度或中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20位。所以小小的伯克利镇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了世界上除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加上斯坦福大学的16位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3位,在一个约19 000平方公里、比伯利兹或斯洛文尼亚还小的地区内就有50位诺贝尔奖得主。之后的几年,这里也是频频有人获得诺贝尔奖,1990年—2013年,旧金山湾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如下。

理查·爱德华·泰勒(Richard Edward Taylor),斯坦福大学(1990),物理学

威廉·福塞斯·夏普(William Forsyth Sharpe),斯坦福大学(1990),经济学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斯坦福大学(1992),经济学

约翰·海萨尼(John C.Harsany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4),经济学

马丁·珀尔(Martin Perl),斯坦福大学(1995),物理学

道格拉斯·奥谢罗夫(Douglas Osheroff),斯坦福大学(1996),物理学

朱棣文(Steven Chu),斯坦福大学(1997),物理学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斯坦福大学(1997),经济学

罗伯特·劳克林(Robert Laughlin),斯坦福大学(1998),物理学

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0),经济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斯坦福大学(2001),经济学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Akerlof),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1),经济学

悉尼·布雷(Sydney Brenner),伯克利分子科学研究所(2002),医学

安德鲁·法耶(Andrew Fire),斯坦福大学(2006),医学

乔治·斯穆特(George Smoot),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2006),物理学

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斯坦福大学(2006),化学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9),经济学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H.Blackbur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2009),医学

萨尔·珀尔马特(Saul Perlmutter),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2011),物理学

布赖恩·科比尔卡(Brian K.Kobilka),斯坦福大学(2012),化学

迈克尔·莱维特(Micheal Levitt),斯坦福大学(2013),化学

兰迪·谢克曼(Randy W.Schek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3),医学

托马斯·苏霍夫(Thomas C.Südhof),斯坦福大学(2013),医学

湾区不止是个地区,它更是一个经济帝国。它为印度等国提供的外包就业机会超过了硅谷本身的就业机会。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无比深厚。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95年—2005年在硅谷新创办的高科技公司中,52%的公司的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位移民。这种现象恐怕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与此同时,全世界的投资者蜂拥而来。例如,2008年,中国台湾的广达企业集团就投资了硅谷的两个无工厂芯片初创公司:2004年10月由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创办的Tilera公司和1999年4月由赛勒斯·巴姆基(Cyrus Bamji)、阿巴斯·拉斐(Abbas Rafii)和纳吉姆·卡仁米(Nazim Kareemi)创办的Canesta公司。

神经科技

神经科技方面的新方法是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实际上,20 世纪60年代那种体积大、速度慢、价格昂贵的计算机使电脑科学家必须专注于建模。21 世纪的第一个10年体积小、速度快、价格便宜的处理器促使电脑科学家使用强大的计算能力。网络上海量信息的存在更加促进了这种策略的改变。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吴崇安(Andrew Ng)领导着谷歌的一个小组,他们把16 000个处理器联在一起创建了一个神经网络,这个网络能够根据Youtube上的视频进行学习。新的方法中并没有什么新的概念,只是拥有极为强大的计算能力。

机器人引起的轰动来自波士顿。Rethink机器人公司是由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机器人科学家之一的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在2008年创办的。2012年,该公司推出了Baxter机器人,这是一个低成本的可编程工业机器人。这预示着可以为小企业制造它们所需要的经济型机器人。人工智能的进步则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卡沃·米德(Carver Mead)在1990年的一个创意。这个创意就是要研制像大脑一样的处理器。2008年,IBM的阿尔玛登实验室的达门德拉·莫德哈(Dharmendra Modha)启动了一个项目,主要为了建造一个“类神经”的处理器,也就是能像神经元一样工作的芯片。

在智能手机、云计算和社交网络的时代,需要更加朴实无华的应用。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工智能中心曾经在20 世纪90年代衍生出Nuance 公司,在新世纪又催生了Siri 公司。亚当·切耶(Adam Cheyer)是一个软件项目(代号CALO/PAL)的领导人,该项目旨在研发一台具有学习能力和自我改进能力的掌上型“个人助理”。Siri公司由切耶和达格·吉特劳斯(来自挪威的一个电信高管)以及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同事汤姆·格鲁伯(Tom Gruber)于2007年创办。Siri发布了一款供移动设备使用的虚拟“个人助理”,该成果在2010年被苹果收购。

出生于新西兰、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物理学家肖恩·果理(Sean Gourley)和鲍勃·古德森(Bob Goodson)(Yelp的第一个雇员和YouNoodle的联合创始人)于2010年9月在旧金山创办了Quid公司。Quid开发了一个全球性的智能平台,用来处理大型非结构化数据集(最初是处理有关高科技创新,即硅谷的初创公司的数据)。

各种开创性的技术从其他地区源源而来,哺育着社交网络的发展热潮。例如,人脸识别技术由于Face.com而得以普及。Face.com是由一家以色列公司在2010年5月发表的网站。其创办者是莫蒂·斯尼伯格(Moti Shniberg)和吉尔·赫希(Gil Hirsch)。莫蒂·斯尼伯格曾于1998年创办过模式识别公司ImageID。他们把人脸识别技术转变成了一个智能电话的应用程序KLiK,和Facebook的一个应用程序“照片查找工具”相似,两者都是实时的人脸识别程序,能够在照片中自动辨别朋友(Face.com在2012年被Facebook收购)。

虚拟现实

湾区开创了虚拟现实技术,但后来几乎对它失去了兴趣。现在,当科技潮流的发展把这项技术带给了大众的时候,湾区却在袖手旁观。这些面向大众市场的产品有:身临其境的现实设备,2011年11月索尼公司推出的头戴式显示器HMZ-T1; 跟踪设备,如2010年11月微软推出的Kinect,最初的设想是让玩家通过身体动作与Xbox 360游戏主机进行互动; 还有Futuredisplay等公司推出的立体印刷(创造三维幻觉,或者从不同角度看到变化的图像效果)(Futuredisplay公司于2003年在韩国成立)。

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像信息技术一样,正在走向个性化。这里的生物科技就是指用于预测医学的个人基因组技术。Navigenics公司于2007年11月在福斯特市成立,是由癌症专家大卫·阿古斯(David Agus)和转化基因组学研究所的迪特里希·斯蒂芬(Dietrich Stephan)共同创办。该公司提供对各种疾病的体质倾向的基因测试。这种测试是一种昂贵的测试,但是随着DNA芯片成本的迅速下降,以及从人类基因组学研究项目所获得的成果,使这项技术越来越贴近大众。新的生物科技初创公司包括iZumi Bio公司(2007年创办),它以干细胞研究为基础,开发有关产品; 还有iPierian公司(2007年创办),它开发细胞重新编程的产品。2009年,瑞士制药巨头罗氏有限公司(LaRoche)以468亿美元收购了基因泰克公司。

2003年,一个个人基因测试盒的成本是30亿美元,而且只有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到2009年,最便宜的基因测试盒成本下降到了48 000美元。这种基因测试盒是由圣地亚哥的初创公司Illumina制造的,该公司由风险资本公司CW集团于1998年创建,旨在将塔夫茨大学(Tufts)开发的一个系统进行商业化。2006年 3月,该公司在山景城成立了Complete Genomics 公司。到2009年,公司推出了一项基因组测序服务,收费不到5 000美元。

Illumina公司的创建明确地标示着这个行业的成熟程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创业家克利福德·里德(Clifford Reid),他是1988年在桑尼维尔创办的信息检索初创公司Verity和1996年在圣马特奥创办的数字视频通信公司Eloquent的共同创办人。另一位创始人是出生于塞尔维亚的生物学家拉多耶·德马纳克(Radoje Drmanac),他自1991年以来曾经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后来又共同创办了桑尼维尔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Hyseq。到2009年年底,只有大约100个人类基因组完成了测序。Complete Genomics公司计划在2010年完成5000个基因组测序、在2011年完成5万个基因组测序、在2014年之前完成100万个基因组测序。

人类基因组测序公司迅速发展,各自使用不同的技术,侧重于不同的数据。由Affymetrix公司的前高官琳达·艾维(Linda Avey)和谢尔盖·布林的妻子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于2006年4月在山景城创办的23andMe公司。该公司从事人类基因组构成的分析,以得出有用的医疗信息。到2010年,该公司生产的测试盒的售价低于500 美元。Halcyon Molecular公司由迈克尔(Michael)和威廉·安德雷格(William Andregg)于2003年在亚利桑那创办,并于2008年搬迁至山景城。2009年9月,Halcyon Molecular公司聘用了贝宝公司的卢克·诺塞克,并设定了一个目标:要在几分钟之内,以低于100美元的价格为个人基因组测序。2007年,旧金山湾区拥有大约700家生物医药公司。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承诺仍然远远没有实现。尤其是基因引起疾病的命题,促使生物学家们寻找有着同样问题的人们在基因组中的共同变异。10年后,“共同变异”的策略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质疑,从而导致个人基因组学的整个行业陷入混乱。

与此同时,实验室里正在制造生命。文特尔的新公司预示着合成生物学作为一项业务的诞生。2010年5月,马里兰的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汉密尔顿·史密斯团队达到了合成生物学的又一个里程碑:他在实验室里从零开始创造了一个细菌的DNA,然后把这个DNA移植到一个不同种的细菌的细胞中,在那里,这个人工制造的DNA控制了载体的细胞,而且开始分裂复制。这种全新的产生生命体的行为与用人工合成的DNA所创造的物种的行为十分相似。这是第一次活细胞完全被人工制造的DNA所控制,同时也是对一个活体生命作了重新改造,这个生命体的父母是一台电脑。这个事件开启了一个产业之门:在电脑上设计定制的细菌,然后在实验室把它制造出来。

最终,人们可以设想:有一天,人们将可以在与实验室相连接的手持设备上设计并制造一个活的有机体,所用时间却只在弹指之间。这一愿景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所有的经济要素都正汇聚在一起。对一个生物体的DNA排序(“绘图”)变得越来越容易,这使得现有生物体的基因组数据库空前巨大,同时也使得合成(建造)DNA分子变得越来越便宜。由于快速的计算机化,这两个过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进行得快。生命合成的广泛应用只欠缺一样工具,那就是对DNA序列进行修改的工具。同时人类愿意看到的另一个工具是相当于电脑的“撤销”功能。这件事引起了媒体很大的狂热,就如同20 世纪50年代给计算机冠以“电子大脑”的称号。和人们认为“电子大脑”有一天会统御天下一样,现在是细菌必然要统御天下了。细菌是单细胞有机物,藻类亦然。藻类可被用来制造生物燃料,因为它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变成燃料。文特尔的下一个目标是藻类。

斯坦福大学的德鲁·恩迪(Drew Endy)正在创造一个“生物砖”的产品目录,合成生物学家可以用来创造活体生物。这种模式明显地是在仿效个人电脑行业起步时的做法:发烧友从杂志上登载的产品广告目录上订购电脑套件,然后在他们的车库里组装电脑。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生物工程团队在马库斯·卡沃特(Markus Covert)带领下,制作了自由活体生物,即细菌生殖支原体的第一个完整的计算机模型。

绿色技术

在绿色科技方面,2008年,太阳能技术占全球绿色科技私人投资的近40%,生物燃料占11%。2008年,美国风险资本向“绿色科技”的初创公司总共投资了40亿美元,约占全美高科技投资总额的40%。太阳能公司Solyndra于2005年5月在弗里蒙(东湾)建立,其创始人是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的前主管克里斯·格罗奈(Chris Gronet)。到2009年,Solyndra公司获得8亿2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产品订单超过10亿美元。2009年3月,能源部以7亿3千3百万美元的代价,帮Solyndra建起一座500兆瓦产能的圆柱形太阳能电池制造厂。然而,Solyndra公司却于2011年9月宣告破产,留下的是对整个产业的质疑。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关怀下,太阳能初创公司数量倍增。Twin Creeks Technologies公司于2008年在圣何塞建立,创办人是半导体产业的老将西泊·司瓦然(Siva Sivaram)和文凯特散·穆拉利(Venkatesan Murali)。Cogenra 太阳能公司(开始叫作 SkyWatch Energy 公司),是从应用材料分拆出来的公司,它是由吉拉德·艾莫吉(Gilad Almogy)于2009年在山景城创办的,并由维诺德·科斯拉提供资金。

然而,就像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创新并不是真正来自硅谷。绿色技术的重大新闻来自波士顿的1366 Technologies公司,该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利·赛奇(Ely Sachs)创建于2007年。该公司开发了一种较精确地制造晶圆的方法,从而降低了太阳能电池制造的成本。该公司采用了典型的硅谷模式,来超越硅谷的初创公司:与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署合作使技术趋于成熟,然后将其应用于一种商品。以服务“绿色”市场为目的的公司代表着一种不同的“绿色技术”。Simbol材料公司由卢卡·埃尔塞格(Luka Erceg)和斯科特·康利(Scott Conley)于2008年创办于普莱森顿(Pleasanton)。该公司从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聘用了地球化学家,又从该实验室购买了一项技术——从地热盐水中生产锂(这是再生能源的最佳原料)。

更有趣的是,出现了许多想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行为方式的尝试。例如西蒙·萨巴(Simon Saba)2008年在圣何塞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设计和制造面向大众市场的电动跑车。他设想Saba电动车能成为普通家庭的特斯拉电动车。

信息技术和绿色科技相结合这一前景并没有被人忽略。德国大公司SAP在此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以软件来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能源审计、安全管理和资源规划。然而,SAP的宿敌甲骨文公司很快跟进。湾区的几家初创公司预见到有关气候变化的立法后(将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惩治),它们很快进入到能源和排放管理软件的领域,以求帮助企业控制其“碳足迹”。2008年,SAP公司的前主管阿米特·查特吉(Amit Chatterjee)创办了Hara公司,并让前甲骨文公司的朋友们来经营。2009年1月,热情倡导零能耗房屋的Siebel系统公司创始人托马斯·西贝尔创办了C3 公司,它的董事会中有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和加大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院长尚卡尔·沙斯特里(Shankar Sastry)。加大伯克利分校培育了节能科学,它的一个科学家查理·休伊曾加(Charlie Huizenga)早在2005年就曾创建了Adura Technologies公司,其设计的软件用于监控和优化建筑物的照明。

冷聚变

在1985年,美国、苏联、日本和欧盟启动了一个建设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的联合项目(ITER),希望由此来带动聚变燃料发电厂的诞生。ITER是根据苏联物理学家伊戈尔·塔姆(Igor Tamm)和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发明的托卡马克反应堆设计的。

然而,核聚变的最高追求是“冷聚变”,也就是不需要昂贵的反应堆产生高温,也能引起核聚变。犹他大学的化学家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和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马丁·弗莱希曼(Martin Fleischmann)于1989年3月曾宣布,他们已经实现“冷聚变”,即在室温(约20摄氏度)下的核聚变。在短短几个月内,科学界曾认为他是弄虚作假,使整个领域名誉受损。与此同时,被媒体所忽视的是,在1989年,新西兰电子化学家迈克尔·麦克库布雷(Michael McKubre)就已经在斯坦福研究所开始研究冷聚变。有大约20年的时间,这个领域几乎被主流科学压制得鸦雀无声。到21世纪初,兴趣又恢复了,因为冷聚变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主要由欧盟资助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的建设工作,在印度、中国和韩国加入创始成员国之后,终于在2008年在法国南部开始进行。同时,主流科学界也开始接受迈克尔·麦克库布雷实验室有关“冷聚变”研究的结果。

同时,热核聚变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1997年,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受委托建造国家点火装置(NIF)。该项目需要高功率的激光在氢燃料中触发核聚变。“点火”是指产生的能量超过了工厂消耗的能量的那个瞬间。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的计划基本上是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激光模拟一颗星球的核聚变(温度超过1亿摄氏度,比太阳中心还热)。

激光

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尝试之一是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有关重力波检测的联合项目:激光干涉仪重力波观察站(LIGO)。这是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过的最昂贵的一个项目。LIGO于2002年8月在相距3 000公里的两个观察站(分别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华盛顿州)开始运行; 该实验要求最为精确的测量。日本的上田贤一借助于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拜尔(Robert Byer)团队有关激光放大的研究,开发了激光透明陶瓷用于高能激光上; 这导致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2009年宣布,它已经创造了一种100千瓦的激光。这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该学科在1984年仅能产生两毫瓦的激光。这样高精度和高能的结合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利弗莫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意识到,这项技术也可用于国家点火装置。

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激光也被用来创造新一代的“微”粒子加速器。2006年,维姆·利曼斯(Wim Leemans)团队把电子在一厘米而不是数百米距离内加速到10 亿电子伏特(1GeV)。另一个项目是伯克利实验室激光加速器(BELIA),能在1毫秒的瞬间让激光产生1015瓦特的能量,足以把电子在1米距离上加速到10 GeV的能量水平。

同时,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启用了直线加速器相干光源(LCLS),此光源在2009年4月产生了世界上最亮的X射线激光(X射线是一种频率远高于微波的射线)。现在从技术上说,有可能对一个生物细胞进行精准定位,而且一般来说,可以在分子规模上对物质进行探索。

文化和社会

尽管技术向如此之多的方向分散发展,但是未来却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关于未来的辩论在湾区的许多群体中盛行,主要是围绕着对未来的预言(“未来主义者”)。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教授创办了一所私立的国际空间大学(ISU); 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的发明人莱·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和国际空间大学的创办人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由此得到启发,于2009年创办了Singularity大学,该大学位于莫菲特机场。该校主要是给未来主义者授予学历。有时候,未来主义者的论调很奇怪地让人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后嬉皮士时代的新世纪精神,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现在是在关注如何实现永生。Singularity大学的科学家们推测,在未来,可以把一个人的意识下载到一台电脑中,就可以实现永生。

由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于2008年在桑尼维尔创办的Seasteading研究所设想,漂浮在大洋中的城市可以作为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社区,进行另类社会制度的实验。

艺术界对此做出的反应似乎是对未来的整个理念不屑一顾,甚至当他们面对悲剧的主题时实际上也是轻松处之。阿尔·法罗(Al Farrow)用枪支和子弹雕塑了他的《大教堂》(2007年)。2010年,湾区互动艺术从业者之一的斯科特·索纳·斯尼比(Scott Sona Snibbe)把他的一个互动软件艺术品 Gravilux 改编成了 iPhone 和 iPad 的应用程序,可从iTunes商店免费下载。在几个星期内,它取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在艺术和科技的交汇点上,2001年,神经学家森马·泽基(Semir Zeki)在伯克利创办了神经美学研究所。2008年,皮埃罗·斯加鲁菲在旧金山开创了莱昂纳多艺术科学晚会。

伯克利对残疾人“一视同仁”的激情,在2010年埃德·罗伯茨(Ed Roberts)的校园开张时达到了顶点,建筑师威廉·莱迪(William Leddy)设计的建筑不仅是为了残疾人,而且确保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甚至是缺胳膊少腿的盲人。

在湾区的大学里发生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用新的数字媒体把知识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去。例如,萨尔曼·汗(Salman Khan)创办的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在YouTube上通过教学视频短片提供一个免费的从学前班到12年级的教育课程。201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和塞巴斯蒂安·史朗仿效这个创意,创建了免费的网络课件,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可以访问。2011年,塞巴斯蒂安·史朗从斯坦福大学辞职,创办了网上大学Udacity,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斯坦福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吴崇安和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以前推出的基于Web的免费课件已经被超过10万名学生使用,同样在2011年,他们又创办了自己的Coursera公司以提供互动课程,这些课程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所有学科。

贝宝、Facebook及其他公司的成功把帕洛阿图从一个学生小镇变成了一个创业之都。山景城,从网景和雅虎的时代到现在成为谷歌的核心区,它是网络热的第一个受益者,它正在成为又一个高端的社区。硅谷已经向北扩展(到了甲骨文公司所在的红木城和基因泰克公司所在的南旧金山),但是还没有扩展到更北边的知识分子的集聚之地伯克利和旧金山。尽管这里也曾经培育了几个初创公司,但是从未历练过跟硅谷一样热情奔涌的商业创造力,这似乎是要证明:一个初创公司更需要的是无拘无束的思想而不是世俗的学问。

自我觉醒时代的人生百态

21世纪的头十年是硅谷自我陶醉的十年。创新科技博物馆于1998年在圣何塞开馆,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于2003年在山景城开张。硅谷对自己成为世界闻名的现象总是有点喜出望外。斯坦福大学的硅谷档案馆于1999年在绿色图书馆重新开张,开始收集企业和个人文档的捐赠。随着硅谷的许多创始人步入写回忆录的年龄,硅谷有一种沾沾自喜的现象。另一个沾沾自喜的事例,是 2006年 YLEM(艺术家应用科技协会)的朱莉·纽道尔(Julie Newdoll)向雕塑家吉姆·帕拉斯(Jim Pallas)提出了一份委托,帕拉斯擅长制作胶合板的人像,然后让它们搭顺风车送往目的地。纽道尔请帕拉斯制作了6位硅谷奠基元勋的胶合板人像(他们是德福雷斯特、休利特、帕卡德、肖克利、特曼和诺伊斯),并给它们装上GPS追踪装置,在全美国搭顺风车旅行。[1]

这个充斥着高科技的社会仍然是人文的。有若干事情标志着反技术的倾向,这种倾向尽管是表面化的,但是却空前地盛行。第一件事是户外活动越来越流行。如REI 这家商店,原是一群登山者于1938年在西雅图创办的,由于在湾区的成功而变成了企业集团。它在湾区有8个店铺,专营运动产品,特别是远足、登山、自行车等运动用品。湾区一直醉心于健身运动(健身房已经无处不在),而且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健身。硅谷的工程师们利用业余时间训练,准备在优山美地和内华达山脉进行壮美的远足,他们还进行马拉松、自行车赛和铁人三项运动,无论他们的身体基础如何。

狂欢节“燃烧的人”已经迁移到内华达州黑石沙漠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在那里它已完全丧失了其“反主流文化”的地位。它现在是一年当中宣传最有力度、最为昂贵的活动之一。它属于未来主义的、都市实验性的。在每年9月的劳工节长周末期间,成千上万的人们(大多数来自湾区)建起一个帐篷城,住在其中。结束后他们撤除这一切,不留痕迹。“燃烧的人”名噪一时,是因为其充满想象力和参与感的艺术装置(在活动结束时会被烧掉)以及人们别致的服装和人体艺术。但更有趣的是,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群体。高科技一代一直把“燃烧的人”当作一个半宗教的净化自身和相互交流的仪式来研究,然而现在又把它当作一个以太阳能为能源、用生物燃料开车的集市。它靠美术作品来装点,而不是靠户外广告,并且在结束之后由市民自己来清扫。相比之下,欧洲有一个类似的“爱之游行”,然而那其实只是一个充满音乐、酗酒和吸毒的大派对。

关于“世界末日”的话题。玛雅历法的周期结束于2012年,加上一些其他的巧合,导致了某种大灾难即将降临的说法,这成为了从不关心玛雅历史的工程师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他们其实可能根本不知道玛雅人是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对于塑造社会的作用,这反映在对于道德的关注日益增加上。2011年10月,一种新的“福祉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出现,这些公司的章程要求实现道德和环境目标,而不是把股东回报最大化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

可以把这些现象看作是对高科技商业物质主义的反对,同时它们也标志着业余爱好转向了更加表面化。知识驱动的业余爱好被技能驱动的业余爱好所取代,如莎莎舞、山地自行车、滑板滑雪、马拉松等。这种转变也说明了为什么独立书店迅速土崩瓦解,其中有一些是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遗迹。这并不只是网上书店消灭了它们,还因为高修养文化的受众迅速减少所致。2001年,帕洛阿图的普林特书店(Printers)关门。门罗帕克的开普勒(Kepler’s)在2005年险些关门,后来被一个由草根发起的行动所挽救。2006年,伯克利的库第书店(Cody’s)和库帕蒂诺的CWLP书店都关张了。也许这象征着数字时代的人们需要的是一种不同于纸质书籍的媒体。

在现实中,湾区的各个中心点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漫长的工作时间和令人抓狂的交通堵塞越来越把硅谷和湾区的其余地方分离开来。硅谷是一个由低平的住宅建筑和连排房屋组成的地区,它们按几何型的居住区域分布,大多数需求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与湾区其他地方来往的需求并不大。硅谷与旧金山的艺术世界、伯克利的政治世界以及斯坦福的科学世界之间的距离急剧增大。难怪硅谷因缺乏文化的多样性而名声不佳:大家都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电影和唱一样的歌。它的居民与文化相距甚远。硅谷给予“地方性”一词以新的含义。

长时间以来,理工的世界基本上是男性的世界。从2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工程师的行列。硅谷的公司在提升女性担任主管职务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年轻女性主管包括Facebook的COO谢丽尔·桑德伯格(出生于1969年)、谷歌的前副总裁、现任雅虎CEO的梅丽莎·梅耶(出生于1975年)。然而,仍然没有出现女性中的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

这个社会仍然变化无常。1992年,硅谷的失业率已达到7.4%。在2000年它曾经下降至1.7%。一年后又上升至5.9%。到2007年再次下降。离开的和来到的并非同一批人。离开的那些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离开湾区后再回到湾区定居是极不容易的,无论是从房地产(由于长期住房短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房价一飞冲天)方面,还是从就业方面看,都是非常困难的。最近的新移民或应届毕业生容易接受有风险的工作,但是这些职位对已经在别处有过就业经历的人则是难以接受的。硅谷是这样一个地区,它不以这里的居民为识别标志,因为他们永远都是在变化着的。

然而旧金山湾区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最为特殊之处也许是绝对没有任何建筑物能够反映其蓬勃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政治实力。人类文明中心很少有这样隐匿无形的风格:没有令人惊叹的摩天大楼,没有气势宏伟的纪念碑,没有前卫的城市地标。硅谷和湾区的其他地方没有投资一分钱来宣传自己的成就。2012年3月,《纽约时报》估计,旧金山所有的美术馆收购藏品的投资总额在全美排名第13位,甚至排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之后,还不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10%。

免费经济

在2008年经济大萧条之末,经济学家开始明白,美国旷日持久的失业原因之一是免费的社区内容。2006年,YouTube仅有60 个员工,但他们管理着1 亿个视频。YouTube的员工并不制造视频,全球有数百万人在为它提供视频。如果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厂决定要生产1亿条视频,它就必须雇用数十万人来进行表演、导演、制作、编辑和上传。2004年,克雷格目录只有10名员工,却管理着每月张贴的100万条以上的广告。如果是一家报纸要处理如此数量的广告,则需要雇用数百名编辑人员。2005年,Flickr只有9名员工,管理着数百万张照片的库存。这些照片是在全世界拍摄的,由数百万名用户进行加工、上传、记录甚至编排。一家杂志如果要创建这样一个图片库就需要雇用数千名摄影师、导游和编辑人员。2005年,Skype只有200名员工,但他们却为5000 多万个注册用户提供电话服务。世界上任何一家电信公司要提供如此规模的服务将需要雇用数万工程师、接线员、会计等人员。“网络经济”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全世界的网络用户乐意免费提供其内容给愿意接受它们的网站。

这种现象显然使得原本领取薪水、创造同样内容的工作者无立足之地。这种现象并没有让工作职位消失,只是造成了失业,它创造的是不付薪的工作。数百万人在为别人的业务(诸如维基百科、Facebook、Twitter、Flickr和YouTube)创造和上传内容而辛劳(有的人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他们在工作,但他们没有就业,他们的工作是无偿的,并且出自他们自己的意愿。即使奴隶也不会这样做。网络间接地产生了一个广泛的新知识工作者的阶层,即志愿业余编辑。他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就是把现有的知识工作者赶走,诸如摄影师、新闻工作者、演员、导演、研究人员、作家、图书馆工作者、音乐工作者,以及为上面这些人服务的所有的工程师和职员。

成千上万的知识工作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之时,也就是他们的购买能力崩溃之日,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和引起进一步的失业波澜。每当有人给维基百科添加一行文字,一位专业的知识工作者就会变得更加可有可无。每当有人给Flickr增添一张图片、给YouTube上传一个视频、给Twitter增添一条新闻、给Facebook上增添一条通知或给克雷格目录增加一条广告,一名专业人士的就业岗位就变得更加不牢靠。而在过去,每一个技术创新浪潮都会带来一波新的就业机会,取代旧的。

社会必须培训数百万个文字处理软件的使用者来取代打字员。公司必须大批生产电脑而不是打字机,这个过程就会雇用更多的人。事实上,每一波技术进步都会为知识工作者创造新的机会,因此这个阶层正在迅速扩大,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收入。这个阶层仍然还在扩大,现在有数百万人而不是数千人在制作视频,数百万人在拍照和向网上发布消息。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要求付薪酬,他们做这些是免费的。

因此,经营业务只需用最少量的员工。原来的知识工作者被免费的劳动者所取代。所以,虽然知识工作者的数量还是增加的,但需要支付报酬的人数却大大减少了。

认为YouTube只由少数几个员工在运营的看法是个错觉。YouTube“雇”了数百万名“员工”。巧妙的是他们中99%的人很愿意工作、提供内容而不要报酬,因此不再需要实际雇人来创作内容。贸易保护主义者抱怨说,发展中国家在向美国“倾销”他们的廉价产品,导致美国公司倒闭。他们大声指责“不公平贸易”。然而就业的真正敌人却是“免费劳工”。这是来自美国社会内部的一种竞争形式,同时也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个无意中的副产品。

这个意外的副产品实际上是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网络经济创造了免费的生产工具,人人可用。这个意外的副产品也是旧金山湾区的嬉皮士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创办WELL网上杂志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准确地设想过这样一个免费生产和交换知识产品的虚拟社区,这里的人们投入自己的时间,免费分享内容。布兰德的乌托邦社会已经以“免费经济”的形式得以实现。“免费经济”(Gift Economy)是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在1985年创造的一个术语,1998年被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应用于网络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少数几个企业为千百万志愿的业余编辑提供了生产工具。这些工蚁族的免费劳动使得极少数的王者极其富有,同时也导致数百万中产阶级家庭失去收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往往是同一批人。那些上传免费的图片、文字或视频的人,也正是(直接或间接地)需要寻找另一份(往往是报酬较低的)工作的人,而这种境遇正是他们提供免费劳动(直接或间接的)的后果。

的确,互联网实现了社会的扁平化。现在人人可以开办自己的业务。同时,互联网提高了知识的价值,这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进步:从生存必需品到基于知识的商品的进步。问题在于,互联网也使知识的生产过程民主化了:现在人人可以生产内容,而且他们愿意免费这样做。

网络经济事实上正朝着一种由一个人运营的经济演化。现在网上有工具可用来建立、运作和经营一种业务,而只需要有限的技能和几天的工作时间。仅仅一个人就可以完全在网络上建造一条装配线,生产为大众市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这与YouTube、Flickr和克雷格目录属于同一类)。这条装配线除了创建者外,不需要雇用任何员工。这个一人生意一旦开始运转,其成功基本上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无偿地贡献他们的内容,也就是在互联网上你能够收获多少免费的劳动。人们可以预见,将来一个初创公司会需要更少的创办者。如果能够成功地吸引数百万的业余内容提供者的话,它会雇用更少的员工,只有极少数的人将从成功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的年代,产生了另一种受害者。地理上的临近性已经不再是一个初创公司所必需的了。比如说,没有必要选址在帕洛阿图,那里的生活成本是如此之高。地理上布局分散的初创公司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StackOverflow公司在2008年成立,创办人分布于两地:杰夫·阿特伍德(Jeff Atwood)在伯克利,乔尔·司珀尔斯基(Joel Spolsky)在纽约,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州雇人。

“免费经济”环境下的初创公司会受到投资人的压力困扰。因此,贾里德·考苏里奇(Jared Cosulich)和亚当·阿布朗斯(Adam Abrons)在2010年4月创办Irrational Design公司时,明确提出他们不寻求风险投资的行为完全不足为奇。初创公司的“商业计划”要有创意,或许是因为这时其脑子里没有特定的产品。一般都认为,风险投资家控制着创业者的思想,让他们注重于赚钱的产品。Irrational Design公司代表着新一代的公司,他们的目的正相反:让创业者按他们的意愿去发明创造,无需考虑市场反应或者并购前景。例如,2002年7月,eBay 出资15 亿美元收购了贝宝,当时它是一家小小的不赚钱的网上支付公司。2006年10月,谷歌以16.5 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这是一个没有营业收入的视频上传网站。2012年4月,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了Instagram,这是一个在移动装置上分享照片的服务网站,它没有营业收入,只有几个员工。

传统经济喜欢把财富聚集在少数几家大公司手中,他们在全球经营着拥有数十万人的巨大帝国。“礼物经济”则能迅速地把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他们经营着的巨大帝国拥有数千万名不领薪水的业余爱好者。

初创公司融资的装配线模式

硅谷的风险投资行业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半导体大公司需要资金来建设晶圆工厂。晶圆工厂是一种极为昂贵的项目,需要数亿美元的投资。然而,对于网络初创公司而言,则不需要那么大的投资。很小的投资得到的投资回报也可能会很高。网络初创企业不像晶圆厂那样要有精确的实施计划,它们可以根据用户的反馈,实时调整自己的功能。所以,创办一个公司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好的创意和一个初步的网站而已。

21世纪前10年的末尾,创办一个公司是如此方便和便宜,为公司提供融资的业务就好像一条装配线。就好比当汽车制造变得足够便宜时,福特建起一条生产线,推出第一款向大众市场提供的汽车一样简单。2010年在硅谷,类似的情形在打造初创公司的事业上出现了。有的时候,天使投资人甚至还没有跟创始人见面就已经投资了。

这个逻辑被新一代天使投资者推到了极致,他们有些人还不到30 岁。谷歌、Facebook和贝宝的成功故事,加上所有被它们收购的初创公司,已经产生了相当多非常年轻的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谷歌仅在2010年就收购了40多家公司。年轻的创始人本可以舒舒服服地退休,但成为一个天使投资家,帮助其他年轻的创始人创业致富是一件很“酷”的事。和沙丘路3000号的那些投资老手们相比,新的天使投资人还是“孩子”。但是许多这样的孩子认为,他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世界的未来,满怀激情地参与其中。不用说,这些孩子更乐于投资给那些甚至比自己更年轻的孩子们创办的公司。

投资者和创始人两者的心态已经和20世纪80年代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创业者的可信度常常依据的是他的人望,而不是专业的商业计划。实际上,这些新的投资者“讨厌”华尔街类型的创始人。另外,他们喜欢的是“酷”小子。成功的创始人是那些能在互联网上为他们的创意制造“噪音”的人,即使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把他们的创意拿来赚钱。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把高中生的心理搬到了金融世界。早期互联网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正在被高中生帮派的亚文化所取代,尽管他们拒绝毒品和暴力。

反过来,新的天使投资人不是斯坦福大学或哈佛大学的精妙的经济学教育出来的专业人士,他们以前是一群“酷”孩子。他们依据自己的本能投资,试图猜测谁将会成为下一个“酷”小孩。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投资业务始终是一个统计游戏:你投资给10个初创公司,希望只要有一个能做大就行。以前的风险投资一直得到一些(经济)科学的支持。然而,现在变成了纯粹的赌博。一个天使投资者应有的心理越来越像是拉斯维加斯赌场里整天面对老虎机的赌徒的心理。这种新类型的风险投资在2005年被普遍接受,当时保罗·格雷厄姆在山景城开办了Y Combinator,并孵化了8个种子阶段的创业公司。

初创公司融资方式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发生在2008年,当时“集资”网站Kickstarter在旧金山发布。这个概念是纽约的音乐公司ArtistShare率先推出的,它在普通民众中筹集资金来资助一场音乐活动。KickStarter 把这一概念移植到湾区的初创公司,并且大获成功。到2013年5月为止,KickStarter 已经资助了超过99 000 个项目,融资超过6.3 亿美元。在2012年4月《联邦工作法案》开始实行后,KickStarter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协助。该法案把小投资者为企业融资的行为合法化,而且较少限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产品/新服务的采用者也是不同于先前各代产品的采用者的另一类人。英特尔和甲骨文的某个产品的采用者是一家跨国公司,一个苹果公司小电器的采用者是一位收入颇丰的专业人士,一般通常是技术上的内行。现在,像社交网平台这样的网站的早期采用者却是一个孩子。早期采用者不需要为使用这个“产品”(社交网平台)支付任何费用。因此,早期采用者的个人情况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无关,而是取决于他们有多少闲暇时间,以及愿意花多少时间在互联网上。早期采用者通常都很年轻,这些“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噪音”。他们确立了新平台的资格凭证,成人用户则不得不跟随着这些非常年轻的用户主导的趋势。

“老大哥”网站

谷歌、Facebook和其他云计算公司都在用所谓提供“更好的服务”来证明他们的新功能,但是实际上,他们主要是给营销公司提供了更好的服务。跨国营销公司(如WPP 集团)现在控制着网络。他们操纵着最受欢迎的网站的新功能。为此,谷歌和Facebook网正在改进“服务”,以跟踪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在理论上,这个巨大的个人行为模式的数据库是为了提供一种个性化的互联网体验。实际上,它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营销公司愿意为那些跟踪个人行为的平台支付更高的广告费。对他们来说,这就好比是盲目开枪和有针对性地推送广告之间的区别。有针对性的广告显然更有价值。谷歌和Facebook的创建者信誓旦旦地说,在他们的领域中,将来不存在“老大哥”,但是某种“老大哥”的存在却正是他们商业计划带来的最终结果。

有一个重大事件甚至引起了更大的焦虑。2010年8月,谷歌和威讯电信达成了一项交易,基本上终结了“网络中立”的原则。互联网是作为一个非商业平台问世的。因此,执行这样一条原则一直并非难事:任何一条数据,无论其“主人”多么有权势,都应当以相同的速度通过浩瀚的节点网络来传输,是这个节点网络使互联网在物理上得以实施。这一原则从未写入法律,但是它一直受到尊重,即便在网络公司热潮中也不例外。例如,它允许亚马逊成长,牺牲了传统的连锁书店,并允许Netflix损害传统的连锁电影院。谷歌收购威讯的交易代表了对此原则的一个重大背离,因为这一交易特别指出,无线接入互联网的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互联网的未来很明显是无线网,因此这个情况的出现不是一个假设,而是必然的。

变化的创新性质

创新的重点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技术的创新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在软件行业。硅谷已经成为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的测试平台(而不仅是新创意的测试平台)。真正体现价值的不是产品本身(其功能和外观),而是产品的复杂程度,这一点与产品的成功密切相关。甲骨文公司(分布式ERP系统)、苹果公司(尤其是iTunes)、思科公司(把用户同4万多个专业渠道的合作伙伴相连接的网络)、谷歌公司(几十亿个同步搜索结果和视频)、惠普公司、VMware公司(云计算)和Facebook公司(数亿条同时发布的帖子)最终都致力于解决大规模的、非常复杂的问题。用户为一个产品付了钱(或者有时候甚至不付钱),但是实际上用户是在购买一个基础的服务。例如,谷歌早期的伟大创新是它的搜索引擎,但是谷歌的其他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收购或复制其他人的创意。谷歌真正的贡献在于把一些尚未成熟的平台(如安卓和谷歌地图)变成了巨大而牢固的分布式平台。

硅谷大公司(著名的有谷歌和甲骨文)现在都是通过收购实现增长的。它们善于重整平台而不是改变业务本身。他们已经成为极其高效的重组工厂。

硬件产业一片繁荣,但是我们知道,物理的极限很快就会达到。尤其是要达到更快的速度而不使发热失控,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提高芯片的时钟速度也会增加能耗,也就会使发热量增加。一个权宜之计是把多个处理器挤在同一个芯片上,但是这也正在变得不切实际。人们普遍感觉CMOS晶体管的时代即将走到尽头。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放弃晶体管。惠普公司的斯坦·威廉姆斯(Stan Williams)正在开发基于二氧化钛的“忆阻器”。晶体管是“易失性”的,即它们必须持续供电以保存信息; 而“忆阻器”将是一种非易失性的存储技术,只有“读”或“写”信息的时候需要电源(改变其状态或检查其状态时)。苏哈西·密特拉斯(Subhasish Mitras)领导的斯坦福大学鲁棒系统小组正在研究纳米电路。电路越小,其电力需求和发热就越小。密特拉斯用碳纳米管来进行试验。

这里的变化反映了计算机行业的新活力。在过去,变化的驱动力来自官方、军事或空间应用的需求,也就是政府的需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的需求。现在的变化则来自对消费电子产品贪得无厌的欲望。

另一个几十年来并没有改变的概念,是有关磁性数据存储的。2011年,安德烈亚斯·海因里希(Andreas Heinrich)在IBM的硅谷研究中心的团队把存储一个比特数据的原子数量从约一万个减少到12个。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磁性存储器的存储密度可以做到比目前流行的硬盘和存储芯片的密度高100倍。

然而,在硅谷,量子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忽视。利用量子物理的奇异特征研制超级计算机的想法出自1982年,当时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设想一台计算机可以利用量子叠加原理(一个粒子可以同时有两种状态),使用“量子比特”而不是二进制位来存储信息。1994年,贝尔实验室的彼得·肖尔(Peter Shor)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定理:在困难的数学问题领域中,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将超越传统计算机。1997年,英国物理学家科林·威廉姆斯(Colin Williams)和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的斯科特·科里瓦特(Scott Clearwater)发表了《量子计算探索》一书,具体描述了如何建造一台量子计算机。1999年由量子物理学家乔迪·露西(Geordie Rose)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山大·扎考斯金(Alexandre Zagoskin)在温哥华创办的D-Wave公司,正是以建造量子计算机为目标。2007年2月,D-Wave公司的猎户星计算机原型机终于在山景城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展出。2009年,耶鲁大学教授史蒂文·格文(Steven Girvin)发布了宏观量子处理器(量子处理器本该是很微观的)。2011年5月,D-Wave公司宣布售出第一台商业化的量子计算机,由洛克希德公司购买,放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量子计算中心,虽然较真的人还在辩论作为一台真正的“量子”计算机它是否合格。

电子帝国及其资源需求

2008年9月,由于不计后果的银行投机活动,世界经济被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重创。这场危机主要是华尔街的问题,但它拖累了整个经济。然而,湾区的高科技公司做得相对比较好,他们大多数在两年之后重新出现而毫发无损。网络公司泡沫的破灭有助于他们学会如何迅速削减成本,以应对低迷的经济。

硅谷一向对国内事件和国际事件漠不关心。即使是美国参与的各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也被当作是遥远的回声,坦率地说,被当作商业机会。在旧金山和伯克利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加利福尼亚与这些事件相对隔离; 其次是因为长期以来硅谷的核心产业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硅是地壳上仅次于氧气的最为充沛的化学元素。

整个半导体行业比其他行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的主要元素价格便宜、随处可得,价格也不会像黄金那样暴涨。因此没有必要为之打海湾战争。软件占用的资源更少,软件工程师只需要两个手指在键盘上打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硅谷把世界上其他地方要么看作是一个市场,要么看作是一个外包场所。

然而,手机、视频游戏、数字相机和数字音乐播放器的时代还依赖另外一种远为稀少的材料:钽。钽取自钶钽铁矿。有一个国家拥有最大储量的钶钽铁矿:刚果民主共和国。那个国家还有另一项纪录:自1998年以来最血腥的内战。有报告说,内战的资金来自向西方公司走私钶钽铁矿,供后者用来制造消费电子产品。

同时,广泛应用于移动电子设备的锂电池,显然是有赖于锂的方便获得和廉价。然而,世界锂储量的50%左右在玻利维亚,刚刚当选的社会党总统有一个反美的议事日程。美国要求重开加州矿山的呼声日益高涨,加州的矿山曾经主宰过世界市场。全世界每年产生的5000万吨电子垃圾,大多都送到发展中国家处理,贵重金属被回收作为废金属转售,付出的代价是人的生命和环境灾难。

同时,加利福尼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第一次非常动荡的财经时期。加州的失业率位于全美最高之列,经济增长缓慢,还有长期的预算赤字。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硅谷是在一个繁荣的州里脱颖而出; 现在它深陷在一个衰落的州中。总而言之,硅谷不再像过去的几十年中一样与全球政治绝缘了。

时光中的硅谷

如果一个专门研究技术革命的历史学家审视一个世纪以前的这个世界,他决不会把他的钱下注在一个原始、落后、人口稀少、欠发达的地区,比如旧金山湾区。他可能会选中美国的某一个地方(最有可能的是波士顿、纽约或者费城),但更可能是西欧,介于牛津和剑桥之间的某个地方。以电视节目20/20的那种事后聪明,每个人都有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硅谷。但是如果你研究了世界上其他地区,会发现同样的条件也存在于其他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这些理论大多数也就不攻自破了。

人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以前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繁荣的案例。三个重要的候选城市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激情柏林。

雅典没有什么真正特别之处,其他城市也许会比雅典更加成功,尤其是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海岸一带的城市,那里是希腊文明的摇篮。然而,雅典也许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它的市民的态度与众不同,对那个时代而言有点离经叛道。然而,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明。

预见佛罗伦萨的崛起也许更加容易一些,因为至少从12世纪起,这个城市一直处于日趋富强的状态。然而,谁会下注在意大利半岛的一个主要以本地战争而著称的城邦呢?如果你必须要选择一个意大利城邦,为什么不是威尼斯呢?威尼斯曾经建立过一个小帝国,它不像在托斯卡纳的佛罗伦萨,周围被十几个城邦所包围,它还是君士坦丁堡和西欧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关键纽带。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佛罗伦萨人的态度。如果你喜欢冒险和创新,生活在佛罗伦萨比生活在贪婪、思想狭隘的威尼斯更好。最终,佛罗伦萨产生的是更加自由的政权和开明的独裁者,而不是那个不露真容的威尼斯王子。

德国在19世纪后期,还在政治上被划分为小小的中世纪式的州。当德国实现了统一之后,统一的精神自然助长了民族自豪感,但是此时的德国,在科技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诗歌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是人们可以争辩说,它实际上是反对进步的。当时柏林的独特之处是全体人民的热情。这种态度的确独一无二。

在所有这三个地方,人民的态度(精神)显著地不同一般。在所有三个地方,人们的态度以非同寻常的方式酬谢了独立,它建立了比其他地方更强势的精英体制。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旧金山湾区。杰出的大学、大量的移民和风险资本(知识,劳动力和资金)都是后来的。业已存在的是美国的开拓者的精神,也就是特立独行的探索者的自力更生精神,这些人后来变成了发烧友和黑客。

空间中的硅谷

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过很多再创硅谷的尝试。值得一看的是西欧,它曾经一度在大学、移民和资本方面引领世界。

法国在其南部创建了索菲亚-安提波利斯科技园(Sophia Antipolis)。首先,它是由法国政府以一种中央计划的方式创办的。对于那些想要获得一个进入欧洲的立足点的外国IT公司来说,该地区已成为一块磁石,但是很难像硅谷在美国那样,成为国内的初创公司的缔造者。有几个因素带来了巨大的差别:社会压力促使人们进入大公司,而不是创办小公司; 如果你自己办公司,失败就是终点。很少有外国人才被(永久性地)吸引到此地。相反地,很多在这里受过训练的法国人才移民去了美国,他们在那里创办了在法国不会创办的公司。请注意,法国南部的生活品质,即使在各方面不能超过的话,至少也可以和加利福尼亚相提并论。

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大都会地区已经变成了又一个高科技中心。德国政府并没有刻意规划一个硅谷。是国防工业将先进制造带到此地,其方式同国防工业提携了硅谷的高科技产业没有太大的不同。先进制造业导致了宝马等公司的成功,把巴伐利亚州的基本上是农村的社区转型成为高科技中心。在这里也有优秀的教育机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提供世界级的公共教育。按欧洲的标准来看,这里的生活品质相当高,气候也比德国大部分地方要好。社会主义的根基在这里是这样体现的:主要的风险投资一直是拜仁资本(Bayern Kapital),而它是州政府的一个机构。该地区就像硅谷一样,确实催生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的初创公司。该地区也避免了使西欧大多数国家受到损失的人才外流现象,德国创业者和工程师移民到美国去的相对较少。然而,这一地区也未能吸引大量的海外人才。

有四个因素使德国同湾区完全不同。

第一,德国的根本问题是它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约十倍于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全国都致力于一个集体的分布式项目,要找出更高效的方法来制造产品。大学和企业的研究工作都注重于制造过程的创新,而不是针对这些过程制造出来的产品进行创新。德国体制侧重于对现有技术的完善,而不是创造新技术。亚琛工业大学花费数十亿欧元创建了一个科技园,该园区只专门从事制造技术的开发。斯坦福科技园从未限于开发一种特定的应用技术。

第二,德国的产学关系一直不同于美国。德国企业资助学术机构,十分注重针对自己的具体需要,而美国大学接受资助一般是为了做研究工作。这意味着,在技术诀窍从大学到企业的转移方面,德国比美国快得多,但是同时学生被培养成为现有企业的员工,然后当管理人员,而不是创办新的具有创造力的公司。

第三,德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也可以成为一种祸因。德国的高等教育的分布水平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遍布全境。2010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分布在80 个地点,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有60处分部。然而,这也意味着大多数聪明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不需要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去,因为他们可以在居住地找到一流的技术中心。硅谷主要是由来自美国其他州和国外的移民建成的。这是一个人人都汇集于此,来做高科技的地方,因为美国国内其他大多数地方不具备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条件。德国把这种条件提供给国内几十个地区,因此,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成为相当于硅谷的地方。

最后一点(这一点也适用于全欧州大陆),德国的工业必须对付一种强烈的反技术、反资本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数十年来由环保分子、嬉皮士、思想家、心理学家等人的联盟造成的。

迄今为止,欧洲主要的成功故事都来自以下地区:海德堡(SAP)、剑桥(ARM)和奥卢(诺基亚)。欧洲地区最接近硅谷的地方(虽然规模小了许多)是芬兰北部的奥卢,21世纪以来,那里诞生了上千家初创公司,大多数都从事无线技术,但是也有公司从事生物技术、清洁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应用与开发。

实际上,以色列是全世界人均风险资本数量最高的国家(2010年为170 美元,而美国为75美元)。以色列的初创公司集中在军工、通信、农业和水处理技术,这些对于该国的生存至关重要。许多这些初创公司被硅谷的公司收购。这些初创公司没有一家成长为国际性企业。

亚洲的高科技产业

在20世纪的后半段,在改变了数十亿人日常生活的大规模创新方面,日本是惟一可与美国竞争的国家。日本的发明者发明了晶体管收音机(1954年)、石英手表(1967年)、掌上计算器(1970年)、彩色复印机(1973年)、便携式音乐播放器(1979年)、激光唱片(1982年)、磁带录像机(1982年)、数字频率合成器(1983年)、第三代视频游戏机(1983年)、数码相机(1988年)、等离子电视机(1992年)、DVD播放器(1996年)、混合动力汽车(1997年),移动互联网(1999年)、蓝光影碟(2003年),以及激光电视机(2008年)。然而,日本的创新大多是来自很老的财团:三菱(1870年)、精工(1881年)、雅马哈(1887年)、任天堂(1889年)、富士通(1934年)、佳能(1937年)、丰田(1937年)、索尼(1946年)、NTT(1952年)等。

除了主要致力于流行文化的东京的媒体中心,在日本没有可以与硅谷相比的重要产业集群。东京的“高科技”区域就是传统的工业中心,它们都是围绕着大公司发展起来的。比如,爱知县就是丰田公司的主要工厂和许多丰田供应商的所在地,还有广岛、仙台、米泽等。后来,由于大学集群(九州大学、九州工业大学、北九州大学、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缘故,类似硅谷的地区出现在遥远的南日本的福冈(九州岛),大多为半导体行业。

韩国遵循着一条相似的路径走向高科技创新。犹如日本一样,它主要依靠像三星这样的大公司。韩国的市场环境对外国公司不太友善,而且大学和产业之间没有什么互动,教授们更像是政府官员,而不像是创意的孵化者,或是创业者的教练。

韩国也有两个地区看起来有点像硅谷。1973年,韩国在首尔南面的大德建立了韩国先进科学技术研究院。这个地区开始吸引研发实验室,最终产生了初创公司。因此,此地后来被称为“大德谷”,正式名称是大德科学城。软件产业则聚集在首尔的德黑兰路(在江南站和三成站之间),俗称“德黑兰谷”,绵延三公里。此地在网络公司热期间得到了韩国风险投资的很大部分。

在加工工艺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是真正的赢家。1973年,中国台湾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发可以变成出口商品的技术。工业技术研究院催生了几十家半导体企业,最开始是1980年的联华电子公司,到1987年的台积电,然后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成立于1980年,距台北约88 公里,邻近有四所大学。20年来,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们创办了100多家公司。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亚洲风险投资业的起飞之地,同时也是第一个实现了大学和企业研发工作之间的正向反馈的地方,这是典型的波士顿和硅谷之间的互动。台积电推出了独立的硅芯片代工企业,把中国台湾地区变为硅谷芯片制造外包的主要目的地,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芯片设计行业,其中著名的公司有联发科、联咏等。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没有像硅谷一样从其他地方吸引高学历的移民。亚洲惟一这么做的国家是新加坡。这不是一个巧合,新加坡也是在吸引外资企业及其技术诀窍方面投入最多的国家。新加坡也培育了一个先进的风险投资行业,并促进了大学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互动。然而,这些国家没能像硅谷一样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软件产业。

中国大陆是一个后来者,受益于其邻居的很多试验,避免了日本的模式,因为它并没有日本那种老牌的大制造厂商和金融巨头。在1979年的一次加州之行之后,“中国硅谷”的想法触动了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陈春先。他在1980年访美之后,想在北京城外创办一个私人资助的先进技术服务社,没有获得成功。然而,中国科学院采纳了他的想法,并开始发挥作用孵化高科技的初创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数位于10公里长的中关村大街两边。这个理念吸引了北京两所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1988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整个地区被称为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十年多的时间里,政府提供的大量奖励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新公司,它们绝大多数在从事软件和通信行业。

2008年美国进入大萧条,而亚洲仍是红红火火。然而,在2010年,亚洲人超过西班牙裔成为来到美国的最大移民群体,这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失败。甚至在亚洲被看作充满机会的土地,而美国被广泛认为正在失去世界大国地位的时候,数十万人却在离开亚洲大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70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都未能逆转这个大潮,那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工艺和进化的重要性

然而,亚洲现代产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可能要早于所有这些。1953年,大野耐一在日本的丰田公司发明了“精益制造”(或者叫作“及时生产”)。这是使丰田获得巨大成功的因素之一,并使它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工艺常常比产品更重要的理念。中国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总裁张忠谋创办了台积电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独立的芯片制造厂,为美国的“无工厂”半导体公司进行代工服务。将这一理念运用到计算机行业,使人们明白设计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并非只有设计才是创造,没有高效的制造工艺去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设计将无法产生大众市场产品。

从亚洲供应商的角度来看,真正的革命性的(不只是进化型的)东西是工艺,而不是产品。真正的突破是为代工制造芯片和为境外客户提供服务过程,而不是新型号的笔记本电脑或新的操作系统。没有亚洲在工业工艺方面的显著进步,硅谷的许多伟大产品的成功故事可能就根本不会发生。硅谷是世界的产品设计和营销中心所在地。日本、中国、韩国是世界的工业中心所在地,无论是根据什么样的设计,它们都能更快、更便宜、更好地制造出产品来。印度是世界的软件工程师大军所在地,能够交付更快、更便宜、更好的软件,来满足任何需求。在亚洲看来,正是制造商不断提高的“进化型”效益,硅谷才能得以创造出“革命性”的产品,并开拓了新市场。例如,日本很快成为了研发经费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

这种“进化”来自一种增量进展的理念,相当于一个操作系统的各个新版本的发表,每一次都带来全新的功能和价格,使新产品能够造成轰动。从亚洲的观点看,关于“革命性”产品的创意实际上容易做到。困难的是要把这些产品“造出来”,而不光是想象。

此外,哪个地区和体制产生了较多的“革命性”产品,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认为小公司和硅谷独占鳌头的说法只是一种观点,而并非事实。有一种理解是:日本的创新都是由大公司驱动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创新的源头与美国有重大不同,这种观念则是不对的。人们很容易忘记,硅谷几乎没有发明什么东西。那些改变了世界的高科技发明,从晶体管到磁盘驱动器,大多数都是由诸如AT&T和IBM这些大公司发明的。很多真正革命性的东西,如计算机、互联网等,都是政府实验室的发明。如果责怪日本太过于依赖大公司和大政府,这就表明对硅谷实际上的做法一无所知,硅谷实际上没有发明很多技术。事实上,日本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大公司体制下的发明倒是比硅谷多得多。并且,可以说它还为普通老百姓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把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西方对亚洲高科技产业成功的贡献

亚洲的成功显然有一部分是硅谷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光纤的兴起有助于大大降低加利福尼亚州和班加罗尔之间的租用电信线路的成本,然后21 世纪初的互联网语音技术(VoIP),使电信花费更加变得微不足道。如果没有这个通信成本方面简单的改进,印度软件业也不会后来居上。网络公司热潮推出了数十种在线服务,消除了距离因素,因此帮助了远程企业与当地企业竞争。甚至连总是热衷于行业标准的美国,到头来也要照顾一下国外公司的利益,它们希望其外包服务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

美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为亚洲企业间接创造机会。当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时,是美国政府的压力让它的东家AT&T公司决定以低廉的价格把晶体管技术授权给任何想要的人,包括后来成为索尼公司的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IBM决定将软件应用从它的大型计算机上“松绑”,从而催生了软件行业在全世界的繁荣。是政府创建并资助了阿帕网,它后来演化成为互联网和全球外包产业的骨干网。

西方给亚洲的最大礼物也许是管理的革命。管理革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它随着自由贸易的兴旺而获得惊人的发展。在利润最大化(至少是短期的)方面,美国拥有最为先进的商业管理阶层,他们的理念几乎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走向制造和服务的外包。他们使用的一个工具也是西方的发明,这就是用来管理高度复杂的分布式供应链的ERP软件。

还有就是英语的普及。印度和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而韩国和日本在历史的某一时间曾被美国军事占领。语言成了超越欧洲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亚洲公司与硅谷做生意比较容易的另外一个不甚明显的原因是,硅谷和高新技术产业总的来说,不像消费者所认为的那么富有创新性,软件和硬件产品往往遵循一个可预测的进化路径,亚洲的这些经验老到的服务供应商很容易掌握所需要的环节。

总之,那些成功的亚洲地区,在传统上重视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它们享有开明的国家计划。当欧洲仍在关注汽车和家用电器时,它们把重点放在电子工业上。他们的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工作习惯,保证了质量和可靠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意识形态的。他们像大部分欧洲公众一样,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罪恶; 他们对西方人并不抱着宗教或种族的敌意。

亚洲的缺憾

然而,在东亚,并没有出现像硅谷一样的地方。原因很简单,不仅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要目光长远以取得技术上的突破,风险投资者也要有远见卓识。以新加坡为例,他们是政府官僚。亚洲人有把钱放在可靠和谨慎的官僚手中的传统。美国传统却让无所顾忌的、成功的、白手起家的人为下一件大事投资。

然而,这不会是故事的全部。例如,日本从来没有创建过一个充满活力的软件产业。但仅仅责怪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不公平的。在硅谷很少有日本移民创办的初创公司,尽管在硅谷工作的日本工程师的数量一直不少。与之相比,创建公司的印度和中国移民所占的百分比令人难以置信。

新加坡也许是个看起来令人惊讶的国家。它看起来比旧金山湾区要“现代化”得多,而技术创新上的贡献却比硅谷小得多。新加坡是都市设计和管理的样板,硅谷比新加坡要落后数十年,也就是说硅谷也许要花一个世纪才能赶上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不用说和新加坡的建筑奇观相比了。不仅新加坡的地铁和道路质量很优越,新加坡的市民们也比硅谷人更加“高科技”一些。新加坡人有了移动电话的时候,其在硅谷还很少见。在互联网方面,硅谷也要追赶新加坡人已经享受了多年的网速。

硅谷人第一次尝始移动支付是在新加坡已经对之司空见惯的十年之后。然而,也许已经经过尝试,新加坡产生不了苹果、谷歌或Facebook那样的公司。其原因可能与什么是高科技这个概念有关。在硅谷,人们只需要一个工作格子间和一辆汽车去上班,因为公共交通太糟糕。他们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一个文化贫瘠的地方,这里建筑物丑陋、餐厅是连锁的。在新加坡,人们期望着一个惬意舒服的小城,一个美好的家园。

高科技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像混凝土和塑料。它是都市肌体的一部分,是一个有助于新加坡成为城市设计和管理典范的因素。在硅谷,人们都愿意,甚至充满激情地像奴隶一样拼命工作,为的是有幸成为这个为明天设计产品的高科技世界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为了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亿万富翁。在新加坡,从事高科技并不特别受人尊敬,他们的声誉来自利用技术造福社会。硅谷人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推出一个新产品,或者一个可以迅速传播的网站来改变世界; 新加坡人认为,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只要采用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具,工具是谁发明的无关紧要,正像谁发明了牛仔裤或鞋子无关紧要一样,这种观念在美国独立之后就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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