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哪一点最值得中国创业者们学习?

硅谷哪一点最值得中国创业者们学习?

作者|鹿尧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中国创业者在讲述硅谷的故事。在成为全球科技圣地前,这里曾牛羊成群,果蔬遍野,面积也仅有500平方公里。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却聚集着数万家大大小小的科技企业,集结着全球逾百万的顶尖工程师,诞生过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据相关数据统计,这里生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分别占据全美市场的1/3和1/6,甚至更多。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硅谷效应已经蔓延到周边多个城市。

其中,位于西南部的帕洛阿尔托,一直被看作是硅谷的绝对中心。

帕洛阿尔托夹在山景城和门洛帕克的中间,后两位是Google和Facebook的诞生地。帕洛阿尔托同样攒聚着大量的高科技公司,见证了包括“车库公司”惠普、“八叛逆”的仙童半导体等全球巨头从0到1,与它毗邻的斯坦福大学,是产学研模式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试验田。

“工程师创造硅谷,斯坦福创造工程师。”在《硅谷简史》这本书里,斯坦福被描述为硅谷的智慧之源: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累计诞生了3710名创始人,数量高居世界第一,而他们所创立了2808家初创企业,共融资1660亿美元(相当于)。

这份数据来自Pitchbook,通过收录近10年全球VC机构支持的超过14.4万名创业者,统计出培养创始人最多的前100所大学。其中,全球培养超过1000名创始人的大学有9所,除了剑桥、牛津,其余均在美国。虽然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但以清北为例,毕业于这两所大学的研究生,最后成为创始人的分别仅有421和227人。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单从融资额来看,清华、北大都可以在排名上往前提10-20个名次: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校友,加起来分别融资了753亿美元和612亿美元,这比相邻位次的大学要多得多,但国内本科校友的融资额却远高于研究生校友,这和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话题,后人在总结硅谷奇迹时把因素归结为5个方面:历史的机缘、活跃的风投资本、前沿的科学技术、政策的支持,以及热情的创业文化。但世界范围内始终没有诞生出第二个硅谷。

更进一步探究时,我们发现,所谓的产学研(教育和研发、产业与学校),和硅谷的萌芽与发展联系紧密。当大多数人对产学研还停留在办宣讲会、听讲座、写paper、帮导师做项目时,硅谷周边的高校却早在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高精尖人才。

这也是我们最好奇、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才迁徙中,大学师生所创办的衍生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硅谷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起点,这些创始人后来戏称自己是“牛仔”或“先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是学生。

01

“让自由之风吹拂”

“如果要成为大学的顶尖教授,至少要创办过一家公司。”这是斯坦福大学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后来有媒体验证,有位叫查克·艾斯利的斯坦福教授,也是该校“技术风险投资项目”的一员,他把“斯坦福+硅谷”模式,解释为是科学家、天使投资人、VC等自下而上的驱动,组织上要扁平,文化上强调创造力。

很多人把硅谷的魔力归结为自由创业的传统,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加州铁路大王”力兰·斯坦福:为了纪念自己夭折的小儿子,夫妇俩捐出2000万美元和3561公顷土地,经过6年筹办,1891年斯坦福大学成立,校训就是“让自由之风吹拂”。

相比理论式教育,斯坦福更倾向实用主义,就像老校长在首届开学典礼上说的那样:“生活归根结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斯坦福大学都是免学费的,但随着1893年力兰因病辞世,旧金山地震、美国经济的萧条,学校渐渐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捉襟见肘之际,在斯坦福夫人和校友的捐赠帮助下,才勉强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最早的毕业生之一,24岁取得MIT电气工程博士的学位后,他返回母校,担任电子通讯实验室主任和后面的大学校长。

据《硅谷简史》描述,这个电机系教授为了办学,曾“四处求援,八方奔走,游说一些境况尚可的企业资助,甚至捐出自己的稿酬和版税。”残酷的现实让特曼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学和企业,究竟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其实在特曼读博期间,MIT的副校长范内瓦·布什,同时也是模拟计算机的开创者,除了教出特曼、香农等优秀弟子,他还开创了“国家层面科技管理”的先河,一手主导建立了有政府背景科技投资和研究机构建立(OSRD),在教学上注重实干,认为大学应该成为研究和开发中心。

范内瓦的治学风格深刻影响着特曼,所以在特曼的设想里,他也希望创造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家社区,把工业和学术结合起来。但直到1938年,在特曼的鼓励下,毕业生休利特与帕卡德返回圣克拉拉,两人在帕罗阿图镇的一间车库里创办了惠普。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家车库被定义为“硅谷的诞生地”。

02

人、制度与边界感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其实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国外学术界对教授经商、把研究成果商业化这件事,普遍觉得不光彩。当地政府甚至划定了红线,来禁止企业在学校周边开展业务,维护所谓神圣的学术精神。

但特曼不这么想。

他本人曾在三家公司担任董事,给学生站台、做顾问、鼓励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教他们经营,甚至很多教授、校友就是最初的投资者。他非常清楚实业需要怎样的高校:斯坦福需要发展尖端学科,吸引一流科学家;也要加强基础教育,给学生做技术储备,将研究所、教授资源和工业联合起来,发展当地科技和经济,也为学生提供就业与创业机会。

在此之前,他甚至在范内瓦建立的OSRD基础上,牵桥搭线主导了一系列军事科技实验室。1951年二战期间,学校决定出租土地建立科技园,即斯坦福工业园区。战争结束后,惠普的资产已经积累了数百万。

与此同时,美国东海岸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刚刚研制出结型晶体三极管,并且凭借这项发明几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惠普的崛起,让他们对技术的工业价值更感兴趣。后来应特曼邀约,肖克利带着“硅”来到了北加州,在新公司倒闭后,成了斯坦福的电机系教授,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吸引了一大批技术精英。

1954年,特曼推出斯坦福大学的卓异人员合作计划:把大学课堂向当地企业开放,允许公司雇员以兼职的形式从大学拿学位。这样一来,硅谷许多公司都开始让员工在斯坦福大学里读研,这反而提升了员工们的科研水平。

到了60年代,硅谷已经集中了近百家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将研究成果快速工业化,科研团队将地区发展看作合作与资金的重要来源,当地政府也逐渐扭转偏见,支持初创公司的集群发展。

等到斯坦福第十任校长亨尼斯出现,斯坦福大学的企业家精神已经蔓延开来。亨尼斯能够在开办公司的几年里,不去学校教书研究,还帮助了杨致远、拉里·佩奇等人开发他们的软件。不过斯坦福校方并不介入园区任何企业的经营,而是靠将学校专利授权给企业赚取专利费,以及收租来实现营收。

在后来人的解读里,斯坦福把与企业的合作,被视为提高学校学术科研水平的一部分。惠普之外,包括仙童半导体、eBay、通用、谷歌、雅虎等科技公司也纷纷加入园区创业,惠普的休利特甚至给母校捐了4亿美元。

斯坦福模式后来被纷纷效仿,不过大多只学到了房地产生意,并不是硅谷的“产学研投”一体化的体系。后来有硅谷的公司管理者表示,“他们所建立起的架构,兼具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与创造性的人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吸引投资。”

换句话说,硅谷与斯坦福之间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两者虽然是角色不同,但仍是一种商业模式:把学校也当作企业,只不过这个企业专门生产并输出人才和技术。

关键在于,这种关联主要是在人的基础上,去建立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但当下大部分情况,仍然是靠先有制度,再去规范人的行为,尤其是在创新科技领域,后者并不是那么合适。

03

技术需要有商业前景

很长一段时间,科技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政治活动开拓商业市场,市场反过来赋能,所以欧美政府会为了科技去资助大学研究。比如,斯坦福大学在特曼的带领下,能够实现工业园到硅谷的跨越,也和前期的军方支持脱不开关系。

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方面的推动:为了使用热兵器,研发火药、解决弹道问题,从炼金术士到拉瓦锡,打开了近代化学和力学的大门;伽利略一开始是意大利的一个兵工厂的顾问,主要靠解决技术问题赚些外快,以至于成了力学奠基人;互联网的出现,一开始也源于美国想要搭建的军事网络。

不过这种政府主导的局面,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就出现了转折,科研逐渐由研究人员自己主导,成果能够卖给企业或创业。此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更需要能变现的实用技术,搞学术和商业化并非不能关联,技术要有商业前景,这样才能进入一个正向循环:研究成果赚的钱,继续搞技术。

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所谓的产学研,本质上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了符合现实,需要更新,最终的目的是人才的转化。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当大部人认为产学研仅仅是办宣讲会、听讲座、写论文上时,就忽略了实用性。这一点,除了硅谷,欧洲方面学的也有模有样。

举个例子,英国的本科实习分为暑期实习和工业实习两种,后者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一旦通过了就可以去实习,如果没上完课,学校会保留学籍,他们认为工科是一门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学生能接触到实战过程特有的技术问题,所以最好等实习结束回来接着读书,学校也非常鼓励学生这么做。

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全国性教学大纲,也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学校老师可以根据学科特色,事先准备好课件,打印出来发给学生或者上传网络。除此以外,导师甚至会邀请一些公司的创始人来做学术交流,公司为了提高知名度、吸引优秀学生,也乐于接受邀请。

虽然不同的大学进行产学研的具体方式都不太一样,但如果把学校企业化,培养好的学生获得口碑,吸引企业合作,获得经费投入教学,这和斯坦福模式是同样的道理。有知情人士表示:西方文化和东亚不同,前者没那么多学历情结,本科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职业生涯。

不过,有时候如果产学研效果实在不好,也并非完全学校的问题。一方面,有时候评判标准确实能够影响决策和行为,更不能忽略灰度;另一方面,当地如果长时间的产业空心化,此时的产学研也是真的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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